一、引言 一般认为，在经过四次修正之后，现行宪法是1949年以来中国最为成熟和完善的的一部宪法。当然，其中还有一些疏漏的地方，例如它没有特别规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正当权利，而这些权利在宪政国家里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注：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美国联邦宪法的前10条修正案，也就是《权利法案》，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刑事正当权利。）更重要的是，现行宪法未能规定一种切实可行的审查制度，以保证它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发挥法律效力，致使宪法实际上未能受到“认真对待”。这些以及其它方面的缺失可以在以后的修正过程中逐步得到弥补。 但笔者认为，现行宪法的主要问题恐怕不在于规定得太少，而在于规定得太多。尤其是宪法规定了大量的经济制度、公民的积极权利及其宪法义务，而根据本文将要说明的理由，这些都不是宪法应该规定的事项。现行宪法对这些事项的规定体现了宪法观念上的混乱，而引起这种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宪法一直未能有效实施，致使我们对宪法的理解只能停留于理论家的空想。于是乎，宪法成了一个“百宝箱”，什么崇高的正确的神圣的东西都往里装。由于这些条款的共同特征是难以甚至不可能获得实施，其结果反而是极大增加了实施宪法的难度。因此，宪法文本自身成了认真对待宪法的巨大障碍。 笔者曾在别处探讨了“认真对待宪法”的双重含义。这个命题的第一层含义是充分重视宪法，把它作为一部具备实际效力的法，并通过司法实践将宪法精神贯彻到社会实际生活中去。（注：参见张千帆：《认真对待宪法——论宪政审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载《中外法学》2003第5期。）第二层含义是通过限制宪法的适用范围确保其法律效力，避免将宪法神化为包医百病的“万金油”。事实上，这两层含义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如果宪法包含了那么多超越现实的理想，最后结果必然是难以实施，或者干脆得不到实施。由此可见，要保证宪法有所为，必须先使其有所不为；换言之，要真正认真地对待宪法，首先必须给宪法“减负”。现行宪法的第1章（总纲）和第2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这方面的问题尤其突出。需要澄清的是，本文并不是针对这些条款的内容及其重要性——它们在政治上无疑是正确和重要的，但并不是所有重要或正确的东西都应该或需要写入宪法。本文的目的是从宪法作为“法”的内在特征，来论述宪法应该——或更准确地说，不应该——规定什么。作为一部可实施的基本法，宪法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它只能规定某些方面的内容，而不可能也不应该面面俱到；作为社会的基本契约，宪法不是普通的法律，因而不应该规定公民义务；宪法不是国家政策，因而不应该规定经济制度的细节；宪法不是政治纲领，因而不应该规定太多积极权利。只有在清除这些文本障碍之后，中国宪法才可能顺利获得实施。 二、回到基本点：宪法作为社会契约 虽然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个概念在西方早已产生，但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却直接起源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开创的社会契约论，因而契约论成为现代宪政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人们之所以彼此之间自愿产生一部社会契约，建立一个主权国家，并将每个人手中的利剑（也就是在没有法律限制的条件下自由使用暴力的手段）交付给它，乃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摆脱贫困和野蛮的自然状态，使每个人都能在和平、安全、健康和法治的文明环境下自由实现自己的目的。（注：Thomas Hobbes,Leviathan,London:Penguin,[1651]1968,p.186.）既然社会契约的最终意义在于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在向国家让渡部分自由的过程中，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放弃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的成文化即构成了宪法的权利条款。作为反映契约精神的根本性法律文件，宪法的目的即在于保护个人基本权利不受国家的侵害。这是宪法的本质所在，是所有国家的宪法——不论其特定的政治或经济制度如何——所共同分享的特征。正是为了有效实现这个目的，宪法才规定了国家权力结构的理性设计，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以及政府内部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分权结构；否则，我们就将陷入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陷阱，无从比较与评判政府制度设计的得失。经典理论认为，中央和地方以及中央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将有助于防止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因而作为权利保障的必需手段具有几乎永恒的存在价值。（注：众所周知，在这两个方面的开山之作分别是《论法的精神》（三权分立）和《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联邦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理论）。）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一部标准的宪法应该包括且只包括对个人基本权利和国家权力结构的规定。从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到1949年德国《基本法》和1958年法国第五共和宪法，我们不难看到这早已成为宪政发达国家的宪法通例。其它性质的条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将阻碍宪法的实施，甚至可能会混淆宪法的基本性质。这便是为什么我们从这些国家的宪法文本中看不到公民义务，看不到纯粹的政治宣言，也看不到太多的积极权利。事实上，美国联邦制宪者一开始甚至放弃了《权利法案》，因为当时的争论焦点不是个人拥有什么基本权利，而是如何最有效地保障这些普遍承认的权利，且既然联邦政府是一个有限权力的政府，联邦宪法的功能是在有限范围内授予联邦政府以一定权力，凡是宪法没有授予的权力即被认为是联邦政府无权行使的；《权利法案》却可能导致以下误解：宪法只是禁止政府侵犯宪法条款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凡是宪法没有明确禁止的即应被认为是政府可以合宪行使的。这样就颠覆了联邦政府权力有限的基本性质，而一旦形成这种误解，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势必将无限扩大，权利保障反而成为空谈。最后，《权利法案》是通过修正案的形式才得以加入联邦宪法，（注：无独有偶，法国第五共和宪法也没有独立的权利条款，但前言中提到了1789年《人权宣言》和1946年第四共和宪法前言，后者规定了颇多积极权利。在1971年的“结社法决定”之后，宪政院将两部宪法性文件所规定的权利付诸实施，但以经典自由主义为主导的《人权宣言》在地位上高于第四共和宪法前言。）可见西方国家对于宪法究竟应该规定什么是相当“吝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