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杨小凯先生逝世的令人惋惜，不仅是因为他作为出色经济学家而未竟其志，更由于他近年尤其致力于阐扬宪政政体保障公民人权和财产所有权的制度意义，而这项他 没有完成的努力正是当今中国所亟须。去年，他在一篇题为《土地产权与宪政共和》的 短文中说： 大家都尊重财产，就有一个保险在里面。我丢了权力不怕，因为我的财产不会被别人侵犯。这样，人就变得文明了，不会抓了权不放的。这在西方是一个传统，……不像中国古代，丢了权，皇帝可以把你的家产抄没，没有这种事。丢了权就丢了权，你就不当官了。地产还在那里，不是你死我活的。这是政治共和的一个基础。……因为权利不清的时候，老就想抢人家的，因为抢不算抢。我白拿你的，也不算偷。那大家当然都想拿。地产不清的时候，人就不文明。而且，这个时候，有权的人可以任意解释，说我这样做就是对的。政治上就变成你死我活了，这个政治共和就搞不起来。(注：《南方周末》2003年5月22日，第23版。) 本文用这段文字作为开头，一是因为杨先生把这个关乎我们无数小民百姓身家性命(更关系着能否在中国建立起现代经济制度)的道理叙说得至简至明；二是因为，这个道理还远远没有成为我们社会遵行的基本法理和准则。且不说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对国民人权和财产所有权的侵犯随处可见，即使是学术界，上述的道理也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所以经常有相反说法热闹一时。 下面就通过介绍和质疑这样一种当前比较流行的说法，以引出对本文标题所示主题的讨论。此种理论认为：在皇权中国这一迥异于宪政及其产权形态的制度框架之内，近现 代性质的经济方式仍然可以建立起来；至少，明清时代经济史曾经证明中国具有根据内 生的制度逻辑建立现代经济方式的充分可能；而且因其路径有别于“西方化”，遂有着 特殊的价值；尤其在今天，对此价值的弘扬更有着“反对西欧中心主义”的意义。 一、当下流行的一种经济史观对宪政及其产权理论的挑战：“中国政治没有民主并不是问题” 旨在说明直到明清时代，皇权中国的制度环境一直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甚至使其得以领先于世界经济的新潮理论，近来可谓层出不穷。比如前两年德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译本(出版时不少学者对其格外推重)，此书认为：所有关于西方国家现代先进地位是因为近代以来理性精神的建立、制度创新和工业革命等等结论，都是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以来世人炮制的“欧洲中心论”的妄说。因为自中古以后，世界经济就存在着一个完整的产业分工和多边贸易体系，众多东方和西方国家的国内经济都充分依赖于这个体系；而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国家，则一直是这个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力量，它们因为制度更为理性、生产更为发达等原因走在了世界的前头。相反，依附于这个体系的落后欧洲国家则长期处于入超地位，因此只能依靠向东方国家输出美洲白银作为平衡贸易的手段。直到17世纪，中国的领先地位才因为白银供应的突然匮乏而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于是一直搭乘东方快车的西方才借机将昔日的中国挤下，并占尽了近代以来世界的先机。 随后，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的中译本又在2003年出版，该书认为：直到18世纪以前，在“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上面，中国经济制度与欧洲并没有根本的区 别(注：[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中文版序言》，“通过最近两年的讨论已完全站住脚的观点是：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 他一些地方(显然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 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在我们能够对其进行计量的范围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 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 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第1—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而中国所以没有 能够走上类似英国工业式的发展道路，主要是因为中国不具备英国那样地理位置优越的 煤矿、不具备英国那样能够提供棉花、木材、谷物等集约产品的殖民地(注：详见史建 云：“《大分流》带来的启示”。(http://www.guoxue.com/jjyj/trgj/dfl.htm))。更 值得提及的是，此书中译本出版之前，经济史学界就对此书的内容以及与其相呼应的学 术观点做了充分的褒扬，比如北京大学一位学者说： 弗兰克、彭慕兰，还有王国斌，他们形成了一个“加利福尼亚学派”，是研究中国史的。比较起来，王国斌的研究……不仅有经济数据，还把国家的形成，各种体制、制度也考虑在内。……我非常欣赏他的一个论点，他认为中国社会是分成一个个阶段延续下来的，政府是一个系统，但应用到地方同样也是一个系统，所以中国的政令便于执行，政府只要与地方精英们很好的结合起来，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所以他认为中国绝不是专制主义。他是用另外一个标准来衡量，不仅是王国斌，有些法国汉学家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中国政治没有民主并不是问题，中国政治的特点是爱民、救民、教民，……王国斌认为中国没有一个所谓的公共空间去发表意见，但它有别的东西，把这一部分 研究出来，这难道不是中国人自己走的道路吗?(注：北京大学张芝联先生在2001年12月 7日“中国经济史论坛”上的发言，见《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中国经济史论坛会 议记录》(http://www.guoxue.com/jjyj/trgj/hyjl.htm))(引文中的黑体均为本文作者 所标，下同——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