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5)04-0063-05 施特劳森在评价证词的地位时说：“人们已经达成共识：我们的大部分知识，也许是绝大部分，来自于倾听他人所说的或阅读他人所写的东西。”[2]也就是说，证词在知识的积累和确认过程中的地位目前已得到普遍承认。问题在于，证词作为一种知识来源，是否应该被还原为其他的来源，如知觉、记忆和推理等等。对此有两种回答：一，证词是一种直接的知识来源，而且对证词的接受能得到先验原则的辩护；二，证词是知觉等更基础的知识来源的产品，而且对证词的接受遵循的是经验原则，即证词的可靠性建立在已有的观察和经验背景上。这两种原则的争论是传统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争论在当代的延续。 前者属于反还原论，在理论上有很多学者为它做论证，这是因为它得到了对科学的经验研究的支持。例如，哈德威格(J.Hardwig)对当代大科学的考察和谢平(S.Shapin)对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史的考察，都证明了科学家们以及公众会在没有相应的经验证据的情况下接受他人的证词。因而，反还原论在当代知识论中占据了主导位置。 后者属于还原论，它起源于休谟，虽然它长期以来一直是主导的证词理论，但是自从二十世纪末以来，在当代西方哲学界受到了很多的批评。而它的出路在于借鉴反还原论：改变传统上把证词还原为知觉等亲身拥有的认识资源的倾向，而赋予像证词这样的社会性的认识资源以与知觉一样基本的认识论地位。认识论的这种转变使得：对科学知识的社会维度的研究能够建立在坚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上，从而不必彻底滑到像SSK那样的社会学研究上去。本文希望通过对休谟式的证词还原论的困难及其出路的思考，来分析当代认识论以及科学哲学的社会化转向。 一、休谟的证词还原论 休谟是第一批赋予证词以较高认识论地位的哲学家中的一个。在《人类理智研究》中，他十分明确地肯定了我们对证词的依赖：“在人类生活中，没有一种推理比从证词、目击证人和观察者那里得到的东西更普遍、有用和必要了。”[3]这种对证词的肯定源于他的经验论，因为经验论要求知识建立在直接经验基础上。而当我们不是一个事件的目击者时，依赖目击者的证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休谟受到普遍批判的地方是他的证词还原论，即他试图用在《人性论》中形成的经验论来解释证词信念的形成：“我们对任何这类论据的确信，不是源于其他什么原则，而是源于对人类证词准确性的观察以及目击者报道与事实的惯常一致性的观察。”[4]我们能够相信证词，是因为我们曾观察到证词与证词所指的实在相符。这样，我们对证词的依赖就被还原到了对自身观察和经验的依赖。中肯地讲，他的经验模型用来解释在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信念时是恰当的，但是他不假思索地把这种模型运用到在他人话语基础上形成的信念就不恰当了。 在这里，他与认识论个人主义者们（以笛卡儿为典范）走到了一起。因为他们都认为：在认识实践中，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个体的知觉、记忆和推论资源，因为只有个体的知觉、记忆和推论资源才是可靠的。证词是一种社会的资源或者说非亲身的资源，因而它是不可靠的。因而，认识必须在一种孤独的状态下进行，而认识的主体是孤独的认知英雄。正是由于休谟与笛卡儿的深远影响，这种个人主义的观念在传统的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与休谟同时代的里德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证词的“第一原则”辩护。里德承认证词是与知觉一样的知识的基本来源，而且不必将证词还原成知觉，因为证词具有与知觉同样原初的地位。他把知觉分成原初知觉(original perception)和习得知觉(acquired perception)两种，而绝大部分知觉是习得知觉。习得知觉类似于证词，所以在认识中证词具有与知觉同样原初的地位。另外，他以孩子的成长为例来反驳休谟的证词还原论：孩子在接受他人告诉他的东西时并没有相应的归纳基础，所以“如果自然决定只能靠经验来解决证词的可靠性问题，那么孩子们就会从不信任开始，然后随着智慧和经验的增长变得越来越信任他人，然而‘人类生活的最卓越的观点’指出了成长的过程与此完全相反。”[5]他提出的第一原则是：易信(credulity)原则和诚实(veracity)原则。易信原则使我们相信他人告诉我们的东西，而诚实原则使他人倾向于说实话。这种原则使我们对他人话语的依赖得到了最初的辩护。里德认为，因为造物主将这两个原则植入我们心中，所以信任他人是默认的认识立场。当代反还原论就是以里德为原型的。 可是，休谟的证词还原论有多种解释。一方面，正如科迪(C.A.J.Coady)所指出的，休谟思想中的关键词——观察和经验，具有两重的含义：一种是个人的(individual)，一种是公有的或社会的(communal)；或者说，休谟在说知识源于经验时，从未说明是源自个人经验还是社会经验。当我们把所谓的“亲身观察”解释为我从他人或社会那里获得的经验和观察时，那么休谟又将成为反还原论者的鼻祖。因为从他人或社会那里获得的经验和观察可以被解释为证词。这时，还原论与反还原论的通道就打通了。 而当代反还原论者们所批评的“休谟式的证词还原论”，是对个人观察和经验的还原（所谓“休谟式”，因为它是对休谟思想的引申）：“我们把证词作为一类证据来依赖，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亲身观察到在人们的报告的东西与世界实际所是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恒常且有规则的联系。具体地讲，我们每个人都观察到某种报告与某种情境之间的恒常联系。因此，我们有好的归纳理由去期待这种恒常性在未来也会发生。”[6]在当代，这种思想的批评者主要有：科迪、斯特劳森、哈德威格、伯格(T.Burge)施密特(F.F.Schmitt)、福雷(R.Foley)、斯蒂文森(L.Stevenson)、库什(M.Kusch)、柏庭加(A.Plantinga)、奎因顿(A.Quinton)、罗斯(A.Ross)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