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26 文献表示码：A 文章编号：1000-7600(2005)03-0039-06 引言 1898年，康有为两次呈谏光绪，要以翻译东籍认识西方： 若因日本译书之成业、政法之成绩而妙用之，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字文，事一而功万矣。……借其同文，因其变迹，规模易举，条理易详，比之采译欧文之万难、前无向导之盲瞽，岂不相距万里哉！（《日本变政考》序） ……专选日本政治书之佳者，先分科程并译之。不岁月后，日本佳书，可大略皆译也。（《请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折》） 19世纪下半叶，在与西学相遇的道路上，日本远远走在中国的前面。《社会契约论》的第一个日译本于1875年问世，《爱弥儿》则在1879年，《论不平等》和《忏悔录》在1883年。相比之下，1898年，上海同文译书局刻引《民约通义》第1卷，中国第一个卢梭汉译本，却是出自日人中江兆民之手，而且一开始无甚反响。 第一个阅读卢梭的中国人，据说是1879-1880年的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心志为之一变。”（致梁启超函） 1901年，《清议报》载梁启超的《卢梭学案）。1902年，《新民丛报》载《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由此开始了卢梭学说在中国的传播。然而，梁启超这两篇意义非凡的文章，却是法国人Alfred Fouillé出版于1875年的《哲学史》(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的忠实转录——无论行文章节还是援引情况均如出一辙，此书1886年由中江兆民译成日文，不谙法文的梁启超当是以此为底本。 从梁启超的文章中，看不出他是否真正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也是时人认识卢梭的一个通病：评传泛繁，却无解释深度的细读。仿佛谈论自由平等，不说卢梭便不够彻底。“社会契约论”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旗帜，人人高举，引以为豪，却不再深究书之为书的根本。当初黄遵宪感于卢梭思想之震撼，却叹“无一人可与言之”（致梁启超函）。这样的寂寞感也反映了西学在中国的命运，政治环境和思想气候的影响往往胜过了学术思想本身的吸引力。 相比《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在中国的命运要落寞许多。1903年，罗振玉创办的《教育世界》首次发表日人山口小太郎等译的《教育小说：爱美耳钞》。自此，有关《爱弥儿》的中译本，无一不带上“儿童教育”、“教育臆说”的注解。卢梭虽然确实给了这本小说一个“论教育”的副题，但他还说过，《社会契约论》不过是《爱弥儿》的附录而已（参见《经典与解释6：卢梭的苏格拉底主义》，页43）。卢梭是想说《爱弥儿》比《社会契约论》更重要吗？无论如何，反思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学东渐史，实为务要。 编例 1.凡涉及卢梭著作《社会契约论》(Du Contrat social)、《爱弥儿》(Emile)的翻译出版和介绍情况，以及《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的翻译，均予收录。 2.收录从19世纪末直至20世纪40年代涉及卢梭和卢梭思想的事件、著作和文章。 要事 1875年中江笃介留法归国，在日本介绍卢梭思想，积极投入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中江素有“东洋卢梭”之称。卢梭思想初期在中国的传播大多通过日本学者、尤其中江笃介的介绍，即便接触原著也离不开这条途径。 1882年中江笃介节译《民约译解》卷1在日出版。 日本出版的民约论版本另有1977年服部德《民约论》全译本，1883年东京春阳堂印原田潜译述的《民乐论复议》。卢梭其他著作也陆续出现日译，1879年有《爱弥儿》最早的日译本，《论不平等》、《论科学与艺术》、《忏悔录》等均在19世纪最后20年间译出，但直到1909年《兆民文集》问世，知道《民约译解》的人却并不多。 1879年日本人冈本监辅在《万国史记》中介绍卢梭和其他法国思想家。 同年，黄遵宪出使日本(1879-1880)，其时“民权之说极盛”，黄遵宪取卢梭和盂德斯鸠的书来读，从此“心志为之一变”。 1882年美国传教士谢卫楼在《万国通鉴》中介绍卢梭思想，称其为“国家至善之制，即民主之法度也”。读者“受其蛊惑，有变易国制之心，以反先代自由之景象也”。 1895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泰西新史揽要》中介绍卢梭的“百姓分等之原”，从题目可知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称此书一出，其他著作均被“束之高阁”，“家弦而户主诵者，无非罗索之书也”。 1895年王韬在《法国志略》中提及卢梭之名。 1896年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以及严复《辟韩》、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均介绍了卢梭或卢梭学说，在中国社会发挥了极大的思想启蒙作用。 1898年上海同文译书局刻日本中江笃介汉译第1卷《民约通义》（1914年泰东书局复刻），此为中国最早的《民约论》汉译本，内有序言，作者署名“东莞咽血咙胡子”。 1898年《亚东时报》第3号发表深山虎太郎著《草茅危言》，又名《民权共冶君权三论》。《清议报》第27册（1899年9月15日）转录，在当时日本和中国思想界都有相当影响。郑观应将这篇文章附录于其著《原君》之后，大加赞誉。梁启超称深山之文“皆源本泰西硕儒政体之论，切中中国时病”（《自由书·草茅危言》，《饮冰室专集》之二，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