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依据常见，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只是殆至西方近代才刚刚兴起。但是实际上，早在古希腊人的所谓“宇宙论”哲学中，其宇宙论研究就和认识论研究如影随形地交织在一起，其哲学研究就由于唯知主义的取向而为后来的认识论转向提供了机缘和埋下了深刻的伏笔。 因此，素被视为古希腊“本体论之父”的巴门尼德其实亦可谓西方哲学认识论转向理论上的清道夫和先觉者，因为他所提出的“思与在是同一的”这一命题使人们第一次如梦初醒地开始洞烛到思与在的关系问题，为西方哲学从宇宙论探索向认识论探索的不可避免的理论转移拉开了序幕。尔后，无论是柏拉图的先验论的“回忆说”的知识论，还是亚里士多德的作为对该知识论的经验论的批判改造的“形式／质料”二元论的学说，其实都可看作是对该理论转移的进一步的深化和继续。同时，也正是从后者的二元论学说中为我们预演出了近代唯理论与经验论两派哲学的理论分歧和对立，并为后来的作为一种“综合哲学”的康德哲学的推出提供丁理论前提和使之成为西方哲学发展的应有之义。 循着这一脉络，我们就不难对康体哲学的历史地位给予一种更为准确的定位。可以说，康德哲学与其说是西方近代哲学的总结，不如说同时也为西方源远流长的唯知主义哲学探索之旅划上一完满的休止符，而使整个西方哲学理论研究臻至其最高地位。这是因为，唯有在康德哲学中，由古希腊人所开启的思与在的关系问题才得到近乎完满的解决；唯有在康德哲学中，西方所谓的“爱知之学”才为我们揭开了人类的“无知之幕”，使人类真正步出柏拉图式黑暗的洞穴而了悟到真之所以为真的内在隐秘。 这就不能不把我们带向了集西方认识论之大成的康德的知识批判理论。康德的知识批判理论之所以备受世人的推崇和注目，首先在于它通过一种“知识划界说”而对我们面前的世界从事了一种现象主义的、经验主义的还原，其次还在于与此同时，他又在这一现象主义、经验主义的世界中为我们确立了一种所谓的“先验统觉”的轴心地位。而“先验统觉”之所以为康德认识论中最为轴心的概念，恰恰由于正是借助于该“先验统觉”，康德把传统的“知觉”改造为一种“超知觉”(apperception)，使认知完全能动化和行为主义化，使认知活动变成一种意识行为的实现过程。这一方面意味着无论是初级的表象还是高级的概念都是人类的先天认知形式之于后天认知材料的构成活动的产品，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正是通过把实在同化于过程的这一“消所归能”的活动，使自我意识与意识对象、认识主观性与认识客观性都克服了自身所在的坚执而消解于意识活动之中，从而最终完成了二者的同化而使双方归于一统。因此，康德的“先验统觉”学说的提出，标志着以思与在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为抱负的西方认识论探寻之功成名就。 这种康德的“先验统觉”也即康德所谓的“我思”。康德说：“‘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所以，直观的一切杂多，在它们被发现于其中的那同一个主体里，与‘我思’有一种必然的关系。但这个表象是一个自发性的行动，即它不能被看作属于感性的。我把它称之为纯粹的统觉。”（康德，第89页）由此可见，在康德的学说里，正如其“统觉”不同于“知觉”一样，“我思”也不同于我之感知活动，它既非洛克式的作为知识接受器的光鲜的“白板”，也非笛卡尔式的作为“机器里的幽灵”的那种神秘的实体，而是一种作为“表象一般形式”、作为“思维一般形式”而具有“自发性的行动”的纯粹的知识本身、纯粹的知性功能。同时，正如在“统觉”活动中该统觉统一了感性对象的杂多一样，在“我思”活动中该我思也构成了非我对象的真正的实存。也就是说，一方面，“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我思”作为纯粹意识形式本身不能独立自存，而只有内寓于我思对象之中；但另一方面，我思对象也唯有被我思一般形式、我思这一立法者统摄和安排时，才能成其为我思的对象，才能保证其知识的真正客观性。 这样，在康德哲学中，“可能经验的条件，同时是可能经验对象的条件”，知识的客观性最终被还原和追溯到知识之如何可能这一人类认识之普遍有效的先天条件，后者作为纯粹知识功能并非是一个体的感知经验，而实指作为人类一般认识形式的“先验自我”这一本源性、奠基性的意识活动。因此，对于康德来说，这种“先验自我”毋宁说已成为认识论的阿基米德点，也即哲学的终极性设定，它作为意识现象之母体、意识经验之母体己成为康德的现象主义、经验主义还原中最终不可诘致的东西。至此，以穷根溯源为使命的西方哲学探索似乎已为自己找到了最后的归宿。此后，无论是以康德嫡系自诩的新康德主义，还是那些另立门户的现代的逻辑原子主义、现代的现象学，由于都坚持“世界的界限乃是我的界限”（维特根斯坦语），由于其主旨无一不是对康德哲学所食古不化的“物自体’’孑遗的进一步消解，故所有这些“修正主义”学说都不失为一种更为精致的新形式的“康德主义”，其乃为康德的唯我论香火的再续而并非是康德哲学的历史的终结。 二 可以说，在后康德时代，西方哲学最重要的思想事件莫过于所谓的“语言学转向”理论运动的兴起了。然而，这种理论运动兴起所深蕴的历史性意义只有殆至这一语言学哲学的烂熟形态——阿佩尔哲学的出现，才可真正领悟。就此而言，阿佩尔堪称西方哲学运动中的又一位类似于康德的划时代的人物，正是经由他的学术努力，西方近现代哲学才真正改变了其哲学的版图，实现了其理论上的战略性转移而告别了历史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