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5)03-0004-14 一、神知与人知:哲学即诠释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哲学”都是一门起源相当古老的学问。在古希腊时代,哲学被称为“爱智之学”。但是,爱智是什么意思呢?显然,爱智不是智慧本身,爱智是追求智慧的意思。对于希腊人来说,完满的智慧是只有神才具有的,而人只能分有神的部分智慧,或者去追求神的智慧。但人怎么知道他自己的知识是属于神的智慧的一部分,或者如何知道他是在追求神的智慧呢?这就需要对神的智慧加以解释了。可是,这却成为一个悖论:人要知道他的知识是否属于“神知”的一部分,或者要确知他是否走在追求“神知”的道路上,就必须知道神知到底是什么,然而,人知又明明不等于神知,或者人从根本上说就无法把握神知。这样,人知与神性的关系与冲突,就构成爱智之学的根本主题。而哲学从一开始产生,也就自然而然地与诠释发生关联:人既然从本性上不能把握神知,但追求神知的冲动又非使他去了解神知不可,于是,哲学的使命也就是如何通过人知去把握或言说神知。由于通过人知去把握神知并非神知本身,但人对神知的把握与理解,又非借助于人知不可,所以,人知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对神知的一种理解或诠释。从这种意义上说,哲学即诠释,人知(爱智慧之学)乃对神知(智慧)的理解与解释。所以,所谓“爱智之学”的原意,也就是如何以人知诠释神知。 中国古代学术并没有“哲学”这个词;哲学这门学问,中国古代称之为“道学”。所谓道学,顾名思义,乃关于道的学问。可是,“道”又是什么呢?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可见,道可以通过人言来表述,但一旦用人言表述之,它却不是原来的常道。原来的常道到底是什么?这是人的语言所无法完全表示出来的。人的语言天然就具有它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但无论如何,常道又必须借助于语言来表达。从这里看到,对于中国的道学来说,它也面临着类似于西方古老的“爱智之学”那样的矛盾。对于古希腊哲学来说,哲学意味着不断克服人知与神知的矛盾与冲突;而对于中国哲学,哲学意味着克服“言”与“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我们看到,如何用人言去把握道,一直是中国哲学的母题。它不仅表现在道家哲学关于“道”与“名”关系的思考中,还表现于《易传》和魏晋玄学关于“言意之辨”的讨论中,乃至宋明理学的“理气之辨”以及“心性之辨”,也都可以视为这一主题的变奏与开展。 问题在于:当我们说如何以人知去把握神知,或者说如何用人言去把握道的时候,首先碰到的,还不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而是诠释立场的问题。这就是说,当我们在决定以何种方法去把握神知或常道时,首先要解决或决定的,是我们究竟从何种立场或视角去看待神知或常道的问题。换言之,神知或常道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它究竟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以及语言,不以人的意志与语言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只有待于我们人类去客观地考察与研究的对象呢,抑或反过来,神知或常道本来就与人知或人言密不可分?或者说,神知或常道不是客观独立存在的对象,它只能在我们人类的认知或语言之中呈现;离开了认知与语言,本无所谓神知与常道?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思维方式与思考路向。前一种思维方式与思考问题的路向,我们在这里可以称之为“对本体”的思维方式或思考路向;后一种思维方式与思考问题的路向,我们称之为“自本体”的思维方式或思考路向。(注:本文关于对本体思维与自本体思维的看法,直接受到成中英先生思想的启发。在《从真理与方法到本体与诠释》一文中,他提出,诠释可以是对本体之道的诠释,也可以是自本体的理解中进行诠释。见《本体与诠释》(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第6页。在其他一些文章中,他还对中国哲学的自本体思维方法的特征作了描述。但本文对自本体思维方法的理解不完全与成中英的看法相同。成中英的自本体思维是一个可以包含或涵摄对本体思维在内的概念,因此他的自本体思维其实是本体思维,他也因之将其视为本体诠释学的依据,见《本体与诠释:中西比较》(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9页。而本文则强调自本体思维与对本体思维的差异,认为自本体思维与对本体思维是本体思维的两种不同展开形式。)这里,我们暂时将“本体”是什么的问题加以悬置,仅仅承认本体是“有”或“存在”。而要认识或者说把握本体之“有”或“存在”,才有了“对本体”与“自本体”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或思考路向。“对本体”思维与“自本体”思维的区别在于:前者视本体为一对象化或客观化的存在,后者则将本体视为无法与认知主体分离的存在。 但就本体究竟为何物,或者准确地说,本体究竟是如何呈现于人的认识之中这个问题来说,对本体思维与自本体思维之间的分野是非常之大的。前者使我们注重于本体究竟“是”什么,关注的是事物以及宇宙万物的“本质”;后者则将视角置于本体究竟会“如何”呈现,它关注的是本体呈现自身的方式与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