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OO1-5019(2005)03-0015-06 康德传记作家阿尔森·古留加指出，“形形色色的现代哲学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几乎全都渊源于康德”。 一、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整个文化的最后完成” 康德哲学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其一是关于科学知识思想，其二是有关理念本体学问。二者的内在关系是，前一部分是后一部分的理论前导，康德谈科学知识其基本目的在于重新建设本体论，力求通过关于人类科学知识的讨论对怎样建立起科学的形而上学做出提示与解答。康德认为，人类天性是倾向于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整个文化的最后完成”。但近代流行的是以莱布尼茨—沃尔夫为代表的独断论的形而上学，缺乏科学的基础与方法，正因为如此，休谟把一切局限于知觉以内而表现出的对形而上学的怀疑主义，已使旧形而上学名誉扫地，也把康德从独断的形而上学迷梦中惊醒。康德认识到，要改造旧形而上学，就必须确立起能够使形而上学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方法和途径。从其最基本的方面说，就是对人类的纯粹理性加以审视和批判，认识理性能力的限度、范围，从而把知识与理性、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科学知识与形而上学真正区别开来，只有通过这种区别和划界才可能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故而，康德批判.旧形而上学是为了建立新形而上学并取而代之，《纯粹理性批判》只是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的导论，为建构起新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开辟了道路和方向。 在康德看来，一切其他科学尤其是数学已有快速发展，但形而上学却在原地踏步。特别是以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为首的独断论形而上学混淆了宇宙本体与现象的界限，把关于本体之学问与关于现象之学问相互等同，武断认定自在之物能够认识，并以原本只能有效用以理解现象世界的概念、范畴僣越地用于对宇宙本体的分析。康德指出，这种旧形而上学是极其错误的，一是没有对现象界与本体界、科学知识领域与道德信仰领域做出严格区分；二是混同了范畴与理念，把用以解释有限的局部的事物的先验范畴推用到无限的整体的超验本体领域，其结果是，形而上学处处受到攻击，丧失了存在理由和依据。因此，要挽救形而上学于危难之时，就必须破旧立新，重新为形而上学寻找到科学的合法基础，进而建立起一门科学的形而上学。康德认为，独断主义形而上学与真正形而上学的关系，就如同炼金术与化学、占星术与天文学的关系一样，前者是前科学甚至是伪科学，后者才是真正的科学。康德认为，休谟思想打出了一颗火星，这颗火星给如何构建起科学的形而上学带来了一些光明。康德寄予自己哲学工作的总体纲领就是努力说明概念、范畴的有效使用范围，并以此表明用概念、范畴去解释本体之物就会产生“二律背反”，真正的形而上学问题是存在于科学知识领域范围之外的。具体地说，一方面辨析将知性概念、范畴运用于有限的经验、具体的科学上是合理的合法的，另一方面证明将这些概念、范畴运用于对超验的无限的东西（如上帝、世界和灵魂等）上去，却是不合理的、非法的。通过这种区分，康德就给关于现象界的知识与本体论的学问划分了各自的有效范围及其相互间的界限。当然，康德并非只是为了区分而作区分，其根本目的还是力图通过这种区分，来说明建立一门科学的本体论学科是如何可能的。正如联邦德国哲学家皮希特(Georg Picht)所指出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是为数学和精确的自然科学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个转向为宗教和道德提供哲学依据。 二、“为了另一种科学——形而上学” 要真正理解康德对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如何进行思考的，就必须认清知性“范畴”与“理念”问题之间的区别。康德明确谈到：“把理念（即纯粹理性概念）同范畴（即纯粹理智概念）区别开来作为在种类上、来源上和使用上完全不同的知识，这对于建立一种应该包括所有这些先天知识的体系的科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这种区别，形而上学就完全不可能，或者充其量只能说是拼凑，跟既不认识所使用的材料，也不知道这些材料适合做什么，就拼凑空中楼阁一样，不过是一种不合规格的、拙劣的打算而已。”[1](P105-106)按照康德的看法，范畴只是对有限东西的联系或者说关系的反映，它与经验对象相应；而理念则不同，它以把握全体为目标，是一种理想性的东西，不受任何条件限制，是“条件的绝对全体”。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指出，理念乃是指必然的理性概念，对于这种概念，没有与之相应的对象能在感官的经验中被给予，理念是超验的，而且超越一切经验的界限，因而没有一个适合于先验理念的对象能在经验中显现。质言之，理念问题就是本体论问题，理念之学问即为形而上学之学问。 范畴与有限东西相关，而理念则与无限的全体相联，那么，人类能否以范畴去认知理念呢？为此，康德考察了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康德的理性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上的理性是指人们认知世界的全部能力，包括感性、知性等；狭义上的理性则是指把握整体即灵魂、宇宙、上帝之本体的能力，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属于形而上学的东西。康德就是从广义理性的角度对人类的认知能力进行了考察，通过考察，康德指明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有限制的，只能局限于现象世界，而对物自体的本体世界却无能为力，这就是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不能认识无限的整体。当用有限的知性概念、范畴（如因果性、必然性、可能性、现实性等等）去认知无限的物自身、整体、本体而必然产生的矛盾（“二律背反”）就充分说明知性的概念、范畴不能有效地表达超越现象界之外的无限性存在。知性认识只能局限于有限范围之内的东西，而无法认知和穷尽无所不包的无限整体。 既然物自体存在不能被有限的知性范畴所表述、所认知，那么，人们怎样才能把握物自体这种无限的整体呢？康德认为，尽管无限整体不能被认识，但却是可以信仰的。这个无限的统一整体是人类的理性所公设的东西，它确实存在，但又不同于我们日常所见的有限对象，它只是一个理想、一种信仰，即是一个人类理性的“公设”(postalat)。当然，这种“公设”不是任意的胡思乱想，也不是基督教等宗教中的信仰或者神秘论者的灵感、启示之类东西，它完全是理性主义的，奠定于人类理性基础之上，是人类理性自然倾向的必然要求。这样一来，康德提出了超验本体不能从现象界的科学知识中获得存在的保证，相反，只能也应该以道德意识、宗教信仰作为根据。康德正是这样通过限定现象、知性和知识的范围来为本体、理性和信仰留地盘，康德公开宜称：“我必须限制知识，以便给信仰留地盘。”[2](P25)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康德限制知识并非不要知识，只是把知识局限于现象范围内，并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通过对数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具有什么条件才能成为科学的分析，来为建立关于主体、本体、整体的未来形而上学消除障碍，开辟道路。这就是说，康德最终关注的，不是认识论，而是未来的形而上学。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就明确声明：“对这两种科学（指纯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引者）之需要进行研究，不是为了它们自身，而是为了另一种科学——形而上学。”[2](P10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思想线索是通过对个别的有限的感性认识和概念、范畴的知性认识的分析，一方面为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知识确立哲学基础，另一方面使人们从无限事物走向无所不包的无限整体，为建立起一门科学的形而上学作出重要提示。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便是这一线索的延续，具体而详尽地阐述了道德行为理论及其本体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