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注 罗蒂于去年七、八月来中国巡回讲学，跑了不少地方。但只有上海的华东师大，以罗蒂哲学研讨会的方式，给中国学者提供了与罗蒂正式对话的机会。哲学有着最古老的学术传统，而学术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对特定命题的真或假作出判断，并为这种判断提供理由。不过，哲学不是一般的学术，而是观念层面的学术，因而哲学家作出的判断，基本不属于事实判断，而是义理的判断。问题是，思想可以大大超出义理判断的范围，就是在义理范围内，也不必是对命题的真值的断定。当哲学被理解成一般性的思想时，就潜伏着背离学术的基本任务而独自轻舞飞扬的危险。轻舞飞扬者，很容易成为一时的明星，但他们激起的骚动，也许只能颠覆几朵过眼烟云。罗蒂作为一个抛弃哲学学术最基本任务的鼓吹者，就是这样的一个舞者。我猜测，罗蒂的哲学之舞，不久就会从哲学的殿堂中隐退，只要哲学还没终结的话。我并不专门研究罗蒂，也无心与他对舞，只是应研讨会主办者的再三邀请，才迎上去给他吹了一股小小的冷风。 美国多年来最当红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2004年7月17日至18日在上海华东师大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罗蒂、实用主义和中国哲学”研讨会上与中外学者就他的哲学思想进行研讨交流。就像罗蒂在18日下午的回应报告中所说的那样，笔者是他在这次学术活动中遇到的分歧最大的对手，这是因为，我的交互超越主义与他的新实用主义针锋相对、势不两立。早在10年前，我就在我的第一本英文专著《本底抉择与道德理论》（注：见Zhenming Zhai:The Radical Choice and Moral Theory,(The Netherland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4。）中运用交互超越主义的基本原则开拓道德形上学的新领地，为从描述到规范的过渡做出了新的尝试。这次与罗蒂的直接交锋，就是围绕我对罗蒂认识论上的自然主义之内在矛盾的揭露而展开的。直面的交锋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现场生发的质疑与应对，第二次是双方各自事先准备好的陈述与回应。 （一） 17日上午会议开始，罗蒂作了“Trapped between Kant and Dewey:Current Situation of Moral Philosophy”（“困于康德与杜威之间：道德哲学的当前状况”）的主题报告。报告结束其他几位先提了几个问题后，我拿过麦克风告诉大家，我有十多个问题要问罗蒂，但由于时间不允许，只能挑其中三个问。 第一个问题是针对他对道德概念的重新解释而发的。他在报告中说，康德式的道德哲学自以为可以为人们的抉择提供普遍的标准，那是一种错误。哲学家在道德问题上不比小说家或其他人文学者更能提供抉择的标准。道德哲学家能做的，只是把由自己的博学和深思而扩展了的想象力充分发挥，将人们面对的各种可能性展示给他们，从而为他们对自己的“实践身份”(practical identities)的抉择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因此，在罗蒂看来，道德哲学的作用，是在抉择之前展示前景，而不是在抉择中提供指引。我的问题是，罗蒂对道德概念的重新解释，与康德及任何其他人所理解的道德毫无关系，谁会认为，在行动之前看到了更多的前景，不管最后做出怎样的抉择，就是更接近道德的要求呢？罗蒂不是用了“道德”这个词来指称与其本来的所指毫无合理的逻辑关系的东西吗？这样把概念偷换了，怎么能对康德的道德哲学构成任何反驳呢？对我这个问题，罗蒂作了最简单方便的回答：承认他的道德概念与康德的不一样。但是，罗蒂对他的道德概念是否与大家公认的道德概念不一样、采用与康德不同的基本概念是否能构成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驳这些关键问题，没有做出回答。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针对罗蒂对康德prudence/morality（慎思／道德）的两分提出的责难。他说，康德把慎思得出的规范看作有条件的，而把由绝对命令得到的规范看作无条件的，亦即，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但是，在罗蒂和杜威看来，这种分法是任意的，从而是不能接受的。所有目的，都是由当前情景决定的，有条件的，无所谓终极目的或终极价值。我反问罗蒂，一切有条件的价值，都是指向它之外的，“有用”的东西，只有相对于它服务的外在目的才会“有用”。但如果这样一直指向外边，就会导致无穷倒退，从而使“有用”的说法变得毫无意义。因此，任何有条件的外在价值，在逻辑上必然要求最终导向某种无条件的自足的价值，像自由、尊严、幸福等，才获得意义。因此，抛弃了无条件的终极价值的概念，也就同时抛弃了有条件的工具价值的概念。罗蒂怎么能够拒斥其一而保留其二呢？罗蒂的回答是，这种在价值问题上的相对与绝对的逻辑关系，只要落入其圈套，就必定不能自拔。但是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拒绝这种语言游戏，问题也就不会存在了。但是，我要问罗蒂的是，当你说一切目的都是“有条件”的目的时，你不就已经承认了“有条件”和“无条件”的区别，从而已经在这个语言游戏中扮演角色了吗？你怎么能不落入圈套呢？不过当时没机会进一步追问他。多年前，杜威曾经试图绕开这个问题，告别康德，但并不成功。西方大学里用的伦理学教科书几乎没有把杜威当作道德哲学家的，而康德则是旗帜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