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cogito，“意识”或“语言”）之外有没有“在”（being，“有”或“是”）？“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为自身所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据？如果“思”外有“在”，它如何在“思”中显现、如何被言说？如果“思”外无“在”，我们的意识为何能自觉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寻索一个“思”外的存在论基础？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潜存着形而上学的本能冲动。言说不可言说者成为哲学的千古悖论。古代哲学撇开其显现方式而直接断言终极实在，当代哲学注目于语言和意识的显现而拒绝言说终极实在，笛卡尔则居于二者之中。人们一般认为笛卡尔确立了人类理性而摧毁了上帝的权威。的确，笛卡尔之后的很多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只能在自明的意识范围内谈论“在”的问题，但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副标题是：“展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身体的差异”。他在第三、第五沉思中以“上帝”的名号探讨终极之“在”，这种探讨与第一、第二沉思的反独断论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现象学存在之思。当笛卡尔确立了近现代哲学的自明性原则而步入自我学之后，他没有像其后继者一样停留在那里，而是很快跨越了出来。 一、把知识限定在理智之光中——步入自我学 远在古希腊，巴门尼德就提出了“存在”与“非存在”问题，他部分地意识到“存在”就是能被思维和言说，也就是处于心灵理智的光照之中，但他的这种意识似乎没有清晰到笛卡尔的程度：在后者的认识论维度上，非存在（虚无，notingness）仅仅是“在”的否定，如同是理智光照所否定的思维盲区。笛卡尔为近现代哲学所建立的原则是：言说你所能够有意义言说的，如同看你所能在光照之中清晰看见的，我认为这正是巴门尼德所想说而没有说明白的。因为巴门尼德断言存在的无限性和至大无外，不可能在其外存在任何其他的东西，因此非存在没有任何的居身之所；而对于笛卡尔，自明的意识是有限的，被意识的幽暗所包围，自明意识之外的东西尚未被揭示，但等待着被揭示。因此当笛卡尔在其第一和第二沉思中为了寻得一个坚实的认识基点，通过普遍怀疑而抛弃所有缺乏自明性的东西之后，他在第三沉思中又找回了在前面所拒斥的终极关怀；他发现“我思”的非自足性，它需要某种其他的东西来作为其终极支撑者和解释者，“我思”之外的“在”对于他来说成为一个课题。因此笛卡尔的哲学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步骤：步入自我学和走出自我学。 在此，笛卡尔所走的第一步是把近现代哲学引上自我主体的路向，这一步的任务是清除独断的终极实体和上帝存在的问题，其目的是在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在独断的信仰基础上建立终极信仰问题：“我一直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借助于哲学的论证而不是神学的论证去阐明的基本问题。”（Descartes，1986，p.3）如同黑格尔所评说的，怀疑一切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要义：怀疑即是要清除思维的路障，即是使用理性的标准去评判，而不是盲目地去信仰。 现在让我们追寻一下笛卡尔式的怀疑的思路。 笛卡尔按照认识的顺序，首先怀疑感觉，然后怀疑理性，最后怀疑信仰。笛卡尔首先揭示了感官的欺骗性：“有时候塔从远处看是圆形的，而从近处看则是方形的……我发现外知觉的判断是错误的……任何我曾经认为在我清醒时所拥有的感性经验，我都同样可以在睡梦中拥有。”（Descartes，1986，p.53）笛卡尔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睡梦的问题，对梦的存在论思考是动摇经验实在论的最好方式。经验实在论认为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可以达到客体实在，认为一旦我们感觉了，我们就是感觉到了某种引起我们感觉而又处于感觉之外的对象客体。但我们每个人都在睡梦中感觉过并不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尽管在梦中我们坚信其实在性。对梦的思考给东西方哲学大师们以极大的启示。柏拉图曾说：“人人都在睡梦中生活，惟有哲人挣扎着醒过来”；“庄周梦蝶”更是逼近本体论思考：人们皆以为庄周为现实，蝴蝶为梦，庄子反问之，为何不能是蝴蝶为实而庄周为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还是“蝴蝶之梦为周与”？笛卡尔和庄子一样，也认为从意识的直观性而言，梦之为实还是实之为梦是意识的直观所无法区别的。笛卡尔说：“于是我决定把一切曾经进入我的心智的事物都认为并不比我梦中的幻觉更为真实。”（同上，1970，p.44）“我清晰地意识到根本没有任何确定的证据，可以用来区别睡梦和现实。”（同上，1986，p.13） 如果感觉不可靠，那么理性可信吗？笛卡尔接着论证道：物理学、天文学等经验学科是可疑的，但那些包含普遍本质的学科，例如数学和几何学，似乎是不可怀疑的，因为“无论我在现实中还是在睡梦中，二加三都等于五，一个正方形都不会超过四条边”。（同上，p.14）但是，“既然我有时候发现其他人在他们认为最为完善的知识之处出现迷误，难道我不会在我每次计算二加三，或者数正方形的边时也同样出现错误吗？”（同上）当我们使用我们的计算和推力能力时，这些能力并不受我们的心理意志支配，它们自发地在我们头脑中运作，就像程序在计算机中运作一样，例如当我们计算“2+2=4”，或推理“部分小于全体”时，结论自发地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中，“它也不是我所创造的，因为很明显我既不能从它那里取走任何东西也不能给它增加任何东西”。（同上，p.35）我们的思维只能按照这个程序去运作而无法反思和判断程序自身的合理性问题。 那么最后信仰怎么样呢？笛卡尔接着论证道，我如何保证是一个善良意志的上帝而不是一个威力超群的魔鬼在左右着我的心灵和理性呢？而正是这种提问，使笛卡尔找到了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即使“我可以说服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没有天空、没有大地、没有心灵、没有身体，但是否可以顺理推论我也不存在？不可以……如果有一个威力无比的、狡计多端的欺骗者在竭尽全力、持续不断地欺骗我……任凭他怎样欺骗我，他也无法致使我什么都不是，只要我还在思维，我就是存在的某物”（同上，pp.16-17）。这就是说即使我在被欺骗，那个被欺骗的我的存在也是无可置疑的。吉尔森认为笛卡尔的这种论证是基于奥古斯丁的“我错故我在，那不存在者不可能犯错，因此我错故我在”（Gilson，p.42）。同样，如果我不存在，我就不可能被欺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