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511（2005）01-0011-09 非典问题为国人带来了相当的灾难，同时也诱发了学界同仁的思考。客观地说，非典暴露的问题，首先是人的问题。20多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然而人的素质却没有与经济同步发展。究其实，盖因人的素质归根结底与启蒙相关，因此，中国需要进行一场思想上的启蒙，以使国人的素质与相对发达的经济建设相对应。什么是启蒙？它与人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妨先看看西方的经验。 西方近代发生的启蒙，并非一场简单的运动或一股短暂的思潮，而是整个西方文化的重新塑造，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关注人性。几乎每一个学者都强调研究人性的重要性，“因此，几乎每一种启蒙著作都充满有关人性方面的观念，这些观念举足轻重，且常常面目一新，令人激动。”[1]（P3）当人性的研究具备一定规模，便逐渐形成一个专门研究人性的科学：人学（the science of man）。用休谟的话说，“人学是其他科学的惟一基础”，因为“很明显，一切科学或多或少都与人性相关。任何科学，不论看上去离人性多么遥远，都能通过这个或那个途径返回人性……因此，我们声称要解释人性原则，实际上是要将全部科学体系建立在一个近乎全新的基础上，而且那是它们可以稳固立足的惟一基础”。[2]（Pxix）问题在于：启蒙思想家为什么如此注重人性？人性研究在什么意义上成为其他科学的基础？启蒙思想家眼中的人性具有什么特征，它们产生何种影响？以上诸类问题，正是本文试图讨论和回答的。 一 对20世纪的一些思想家来说，“人性”是纯粹的虚假名称，也就是说，它完全是凭借人们想象而导致的一种虚构，现实中根本没有与此相应的实在，如同人头马一样地虚幻，因此所谓人性问题，都不过是一些虚假问题。他们认为，人就是人的行为，即他的所作所为。有人温和，有人粗暴；有人活跃，有人死板；有人襟怀坦白，有人居心叵测；有人敬神，有人渎神；有人一夫一妻，有人一夫多妻；有人好战，有人和平；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个人行为，并非人性。一个人的行为有无数种可能，并没有什么统一的人性。这种观点在20世纪颇有市场，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行为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广为接受。倘若从这种观点出发，近代启蒙思想家关注人性自然是误入歧途。 然而，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正如阿德勒（M.J.Adler）指出的，否定人性“根源于一个深刻的错误”，尽管不是一个哲学错误。不过，“哲学家始终没有努力纠正这个错误，它反而成为某些哲学家……错误思想的根源。例如梅洛-庞蒂，声称‘没有人性就是人性’”。[3]（P42）诚然，人不同于动物，除了吃、喝、拉、撒、睡这些共同的动物属性之外，总是表现出彼此的差异，形成不同的群体：他们的语言、服饰、饮食、习俗、信仰、思维、家庭组织、社会制度、行为规范等等，都大相径庭。甚至同一群体的成员，其行为方式也是形形色色，千姿百态。面对这些事实，很容易让人得出结论：人与动物不同，人没有恒常的性质，所以也没有人性。然而，这个结论过于仓促，因为“人类成员不像动物种群成员那样具有某种特定或共同性质，并不等于承认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特定性质”。人类成员仍然可以“在不同的意义上具有共同性质”。[3]（P43）当我们运用一个标准确定什么是人，什么不是人时，难道不包含对人类共同属性的理解？这些属性难道不是人类成员共有的？难道不能构成人性的内涵？如果说，同类动物所具有的共同性质是指确定的性征，行为的、生理的，或解剖学的等等，那么，人的共同属性则是指人类的每一个成员无一例外具有潜能（potentialities）。潜能的实现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因而呈现不同的行为。不难看出，阿德勒的批评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尽管人的行为千姿百态，但只要能够证明人类共同具有某种性质，证明不同的行为由此性质而生，就能说明共同人性的存在。 不过，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人性问题还与“性质”概念的模糊性密切相关。 “性质”（nature）一词歧义丛生，内涵复杂。例如，当我们说“事物的性质”时，是指使那一事物成为那一事物的东西，即该事物的本质。然而，当我们说某一具体物是什么东西时，常常指它的自然归属，将它归于某一种类，看作自然（nature）的某一部分，似乎与人的作为无关。（注：“自然”（nature）的希腊语词源是“physis”，原义指“整体存在”（being in toto），与人为的创作截然对立，包括法则（nomos）和技艺（techne）。自然存在物的动因源于自身，自然而然；技艺的动因则源于人，依靠人的所作所为。）对于人性，我们同样可以在这双重意义上加以理解：“人性”可以指人的本质、即使他（或她）成为人的那个东西；亦可以根据人的形体谈论人性，就像对待各类动物和植物那样将其归属某一类别。于是，人在自身的理解和实践中，在对人性的探索中，区分了自然的与技艺的、自然的与社会的、自然的与文化的、自然的与文明的。人似乎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存在物。人性既是自然的，又是非自然的。人的整体存在也必须通过二者的张力加以展开。[4]（P3-14）如果说，人的行为决定人之所以为人，那么，人的自然归属则赋予人的行为表现以“性质”的合法地位。阿德勒的论证也不例外，他借助“潜能”将人归属于自然，从而提供稳定的自然所与（given），同时又通过实现潜能的方式说明人类行为的差异。现在的危险在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生命工程和生物医学的发展，人的一切自然所与都会遭受人的干预，成为技艺或技术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宣称：人性已成为“偶然”，再谈论人性已经毫无意义。[4]（P6） 这种对人性的理解，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古特曼（Mathias Gutmann）清楚地看到这种趋势，他指出：“假如借以界定性质[自然]一词的那些对象或事件，都必须根据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加以解释，性质[自然]的概念便变得……狭窄。将性质[自然]等同于生物领域，将导致‘生物学上’（biologically）与‘性质上’（naturally）二词的同义运用，这非常接近对性质[自然]一词的现代理解。”[5]（P200）然而，“倘若种的性质局限于生物学范围，人们或许认为，生物学是对特定人性进行科学描述的权威”。[5]（P201）如此，必将把自然等同于生物学对象，强调的是人与动物的连续性，人就是动物。固然，有人通过人的生物性质描述人，在生物学的基础上阐述人的发展，解释人的各种行为，但是，这仅适用于狭窄的科学理论，并不能说明人类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因而无法揭示独特而完整的人性。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结果，是因为上述的人性探索属于所谓的“实体-本体论”类型。按照古特曼的解释，实体-本体论以实体概念为基础，试图通过“人”类的典型属性、功能和能力来描述人的特征。“从这种观点出发，人的类属性或者理解为该类的本体论成分（constituents），或者理解为构造该类的‘面目’（aspects）。”由于这两种本体论结构都可以“自然化”，即用科学或生物学语言加以描述，因此，它们二者间概念的张力转变为一般的自然与人性（作为自然的成分之一）之间的张力。[5]（P196）但是，既然二者描述人性都以实体-本体论为基础，都需要将人性看作确定的“所与”，当然就“无法回答‘如何描述人的特征’这一问题”。[5]（P229）其结果不是把人归结于动物，就是将动物提升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