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5）02-0007-07 外国哲学研究（主要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史，“具有自觉意识和全面意义上的西方哲学东渐，是发生在20世纪最初几年的事情。”[1]（P63）而最近这20多年（以1978年10月在芜湖举行的“西方哲学讨论会”为起点），本学科经历了一段公认的繁荣时期。刘放桐先生说：“对于我国西方哲学学科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即使是最冷眼的旁观者，恐怕也不会视而不见。因为从学科研究的整体和各个分支的研究状况、研究机构的设置和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研究结果产生的理论和社会影响等各个方面说，其成绩都是可圈可点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本学科发展的百年史上，这20年是它最辉煌的时期。”[2]（P42）作为一名外国哲学研究者和从业者，笔者赞同这一总体评价，也和所有前辈和同行一样，对整个学科的发展与繁荣倍感喜悦。 随着岁月的流逝，本学科的发展史也已经成为研究对象，有一些学者在进行系统的研究，认真总结学科发展的经验教训。然而，无论是追忆整个100年，还是反思最近这20多年，无疑都要考虑本学科在当前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定位和发展前景。因此，本文的主旨是：在中国现代文化更新、转型、重塑与再造的大环境下考察研究外国哲学的意义，阐述本学科在中国文化建设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展望本学科的发展前景。 一、新世纪还有学习、研究外国哲学的必要吗？ 要考察外国哲学学科在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中应起的作用可以从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切入：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习、研究外国哲学？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哲学史教材和诸多研究者都对这个问题作过相当全面的解答，但我们在日常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可以听到这样一类说法：“学哲学就是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它是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哲学也要研究，因为它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至于学习和研究外国哲学，在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富强起来的时候，还有这个必要吗？” 确实，与哲学其他同类二级学科（马哲、中哲）相比，外国哲学学科由于顶着“外国”这顶帽子，要阐明本学科在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难度似乎更大。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不可不学；中国传统哲学是我们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不能不学；惟有外国哲学学科，似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越向前发展，它的作用和地位就变得越暧昧，乃至于变得可有可无了。 这样的看法在本学科的研究者看来是匪夷所思，但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它不仅会束缚研究者的手脚，而且制约整个学科的发展，从而也影响着整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刘放桐先生在肯定外国哲学研究繁荣的同时也表露过他对外国哲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担忧。他说：“近些年来，尽管我们本学科不少同行的个案研究有出色成果，但整个学科显得被冷落。专业队伍在有了较大发展后又重新呈萎缩趋势。”[2]（P43）“在哲学学科的各二级学科中，西方哲学学科的情况近几年来的处境更加困难。无论是领导部门还是企事业单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科技哲学等的研究有时还肯给予较大的支持，而对西方哲学研究则大都停留于口头表示。”[2]（P43） 在本学科的发展史上，整个学科受轻视是常态，受重视倒是非常态。在我国，轻视外国哲学研究有许多具体的历史根源。对此，黄见德教授在他的著作中作过详细的描述与分析，在此无需重述。[1]而在当前形势下这样的错误认识仍旧有市场，其“根本原因还在人们尚未能从总体上认识西方哲学的实际所是，特别是未能认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关系，从而也未能消除以往在这方面存在的误解与偏见，更未能看到这种研究不仅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代世界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而且对我们的现代化事业的有利开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2]（P43）为了争取本学科发展的较好的外部支持，本学科的研究者和从业者都应当通过各种正常渠道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以期有所改变，但更重要的是提高我们自己对新世纪研究外国哲学必要性的认识。 进入新世纪以后，国际局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进入新世纪以后，经过长期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华民族正在和平崛起，正处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有关决定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这一决定指出：“大力营造理论创新的社会环境，反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抵制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建设，深入探讨党的执政规律，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充分反映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可以认为，决定中所讲的哲学社会科学绝对没有把外国哲学这个学科排除在外，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是对全国所有哲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要求，而非对哪一个学科的工作者的要求，更非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和从业者有繁荣发展哲学的义务，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和从业者就没有这方面的责任。外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也要承担繁荣哲学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