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00(2005)01-051-08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哈贝马斯就日益受到了汉语学界的广泛重视，对汉语学界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对哈贝马斯著作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已经构成了当下汉语学 界的一个重要学术话语。本文无意于全面而系统地梳理哈贝马斯在汉语学界被接受的历 史过程，而是想把其代表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作为范例，通过该书在汉语学 界的接受、研究与应用，来管窥哈贝马斯在汉语世界虽然短暂却很重要的历史效果。 一 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中国的一些学术期刊就注意到了哈贝马斯，并刊发 了一些国外学者研究哈贝马斯的文章，如《哲学译丛》和《国外社会科学》在1980年代 初期就发表了中国学者对哈贝马斯的介绍文章，同时还配发了前苏联的塔夫里江和联邦 德国恩格思以及荷兰的亨克·范·勒伊克等论述哈贝马斯的文章。但此时基本还限于介 绍哈贝马斯，尚无对哈贝马斯著作的直接翻译和深入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哈 贝马斯本人的文章才开始有了中译文。率先被翻译过来的是一篇哈贝马斯的对话录《我 和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同西德<美学和交往>杂志编辑的谈话》[2]，其后接踵而 来的有《解释学要求普遍适用》[3]、《评H.-G.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一书》[4]、 《新的非了然性——福利国家的危机与乌托邦力量的穷竭》[5]等。这一时期可以称为 汉语世界接受哈贝马斯的起步阶段。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哈贝马斯研究在汉语世界形成了第一个高潮。最突出的 表现就是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对哈贝马斯作了较为系 统的译介：《交往与社会进化》、《交往行为理论》等重要著作被收录其中。丛书还推 出了中国学者对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思想的研究专著[6]。其他一些学术刊物，如 《国外社会科学》和《哲学译丛》也纷纷展开对哈贝马斯的翻译和介绍。也有学者开始 尝试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哈贝马斯进行探讨，如薛华的《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7] 综观这一时期对哈贝马斯的介绍和研究，我们不难看出，主要还是局限于从西方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框架出发，强调哈贝马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尚未形成对哈 贝马斯思想的全面认识和总体把握。换言之，此时的中国学者对哈贝马斯研究的着眼点 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最新发展，他们眼中的哈贝马斯只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 要流派的法兰克福学派一员，其理论也只是被简单地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一种新 近发展而已。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汉语世界对哈贝马斯研究的热 潮出现回落，研究水平也没有什么新的起色。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新 一轮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政治氛围的改善，汉语学界重新燃起了对哈贝马斯的强烈兴趣。 大批学者在不同刊物上发表文章介绍和讨论哈贝马斯的不同思想概念。到了20世纪90年 代后期，哈贝马斯的著作开始大面积地翻译出版：1999年，上海学林出版社推出了三部 主要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和《认识与兴 趣》。2001年4-5月，哈贝马斯应邀访问中国，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做了系列演讲，激起 了“哈贝马斯热”，并使汉语学界注意到了哈贝马斯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话语政治 概念。为了顺应这股热潮，上海人民出版社相继推出了“哈贝马斯文集”(包括《合法 化危机》、《包容他者》、《后民族结构》、《交往行为理论》等)。其他出版社也不 甘示弱，陆续推出了哈贝马斯的部分代表著作，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重建历 史唯物主义》和《理论与实践》；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后形而上学思想》、《现代性的 哲学话语》等。引人注目的还有一批哈贝马斯的对话录，如《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 马斯访谈录》、《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话》、《理解的界限— —利奥塔与哈贝马斯的精神对话》等。 为了进一步推动哈贝马斯著作在汉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一些外国学者撰写的传记著 作和研究著作也被引进了过来，如德国学者霍尔斯特的《哈贝马斯传》；英国学者奥斯 维特的《哈贝马斯传》、日本学者中冈成文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和美国学者欧 文·豪的《哈贝马斯》等；[8]与此同时，许多中国学者也出版了风格不同的传记类或 专题类的研究著作，如余灵灵的《哈贝马斯传》[9]、曹卫东的《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 》[10]、章国锋的《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 论》[11]、郑召利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12]和龚群的《道德乌托邦的重构： 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研究》[13]等。 把汉语学界的两次哈贝马斯热潮进行比较，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首先，接受动机有了显著的变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汉语学界不再把哈贝马斯 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内，相关研究也不再仅仅从政治意识形态批判的角 度出发，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哈贝马斯自身理论的独创性和丰富性。其次，对哈贝马斯著 作的翻译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被介绍过来的哈贝马斯著作 主要是转译自英文，译文质量也难如人意，错误可以说是比较多的；而到了20世纪90年 代后期，翻译过来的哈贝马斯著作基本都是直接译自德文，加上一些专业研究者投身到 翻译哈贝马斯的事业当中，这就使得翻译质量有了较好的保障。最后，对哈贝马斯的研 究水平也有了不小的提高。如果说，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哈贝马斯研究基本还停留 在介绍和评述水平上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关研究已经大大拓宽了视 角，深化了学理，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