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7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4)11-0039-06 一 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在解释问题上的分殊与融通 问：尊敬的格雷西亚教授，您多年来从事文本、解释和解释学哲学问题研究，提出了 许多重要观点，取得了丰硕成果。我很希望能够向中国读者介绍有关的情况。我首先关 心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在解释问题上的分化与融通? 答：当代西方哲学大体可以分为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两个主要流派。分析哲学最初得 名于20世纪初那些把分析方法看作是最有效的哲学方法的人，其基本思想是，哲学的进 步取决于能否把复杂的事物分解为简单的事物。有的分析哲学家认为语言是分析的对象 ；也有人认为对于概念甚至实体也可以加以分析，如维特根斯坦和奥地利学圈的成员， 也有一些英国哲学家，像摩尔和罗素。大陆哲学的起源和中心都是在欧洲大陆，它的主 要代表者是胡塞尔、海德格尔、迦达默尔、哈贝马斯、梅洛-庞蒂、德里达等。与分析 哲学家不同，大陆哲学家的成果一般得益于对某些历史性的文本做非历史的分析(a non-historical analysis)。 除了在源头和方法上的差异外，这两大学派之间在研究的问题上也有所不同。从根本 上说，分析哲学家关注的主要是逻辑问题、心灵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而大陆哲 学家关注的则基本上是与历史理解有关的问题。而文本解释的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为 大陆哲学家所关注。但在事实上，分析的语言哲学中也有许多问题是与解释学相交叉的 。例如，蒯因所主张的意义的非存在、语言的载有理论本质、翻译的不可能性等都是与 解释学问题相交叉的。不过，就研究的范式而言，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则是非常不同的 。不管在哪里，分析哲学大多总是谈论语言、含义、正当的和共同的指称、证明等。大 陆哲学则谈论文本和意义。 现在的问题是，分析的和大陆的哲学家探讨的问题都跨越了原来各自的哲学领域，尽 管这种情况还没有被普遍承认。其一是要求文本的意义的同一性；其二是要求提供能够 证明它们的标准。第一个问题是形而上学的问题；第二个则是认识论的问题。前者是在 谈论人们如何运用语言(描述语言学)，后者是在谈他们应当如何运用语言(规范语言学) 。这就是为什么与解释学有关的讨论会走到不同的方向。因为跨学科的交叉往往会得到 最有益和有效的结果。当然，这种情况也已产生，而且以后还有可能会得到增加。如果 我们考察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相关发展，很明显，解释的问题在当今的哲学探索中占 有很大的分量。 在大陆哲学中解释问题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但它在分析哲学中确实也相当重要。正 如我们提到的，在哲学的许多领域里解释问题非常突出。例如，在迄今为止的宗教哲学 中总是提出那些对于某些社群而言的文本解释的问题。在文艺理论和美学中，解释学问 题也是基本的，因为它们需要解答有关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的释义问题。在哲学的历史 编撰中，所有的哲学史资料都需要解释的文本。在语言哲学中，由于同样明显的原因， 情况也是一样。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等与语言相关的学科，也与解释学理论密切 相关。 二 作者、文本与读者 问：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在解释问题上的分野与融通是在历史上形成的。能否请您进 一步谈谈，在文本的解释问题上两者是如何围绕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来展开争 论的? 答：好的。解释学的较近的理论资源应当回溯到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他 重新燃起了对于宗教文本解释的兴趣。在美国，关于解释学的讨论在40年代里特别在文 学理论里成了热门话题。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由威姆萨特(Wimsatt)和比尔德斯利(Beardsley)合写的一篇文章《故意的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他们在文中提出 ，文本有一种超越于作者的自足性。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文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包含 了翻译者理解它所需要的一切。作者和他的用意并不重要，是文本自己在与我们对话。 这种观点否定了作者是文本意义的最终的解释者，翻译者需要去领会和再现作者意图的 传统观点。巴舍斯(Barthes)以他的《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强化了威 姆萨特和比尔德斯利对于作者意图的冲击。他认为作者已经死了，作者的思想与解释完 全无关。米切尔·福科进一步追问，什么是作者的原有意图，甚至质疑“什么是作者? ”(What is an Author?)作者的角色和他的著作权超越于文本之上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 一个创造。 问：如果作者对于文本的地位和作用全部被否定了，解释是否会有很大的随意性? 答：这是有可能的。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例如荷斯科(E.D.Hirsch)在他两本书和 其他一些文章中试图重新确定作者的角色。这两本书一本是《解释的目的》(The Aim of Interpretation)，一本是《解释的合法性》(The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在这些论著中，他坚持认为，作者的用意和理解是合理地认识和解释一个文本的惟一合 法依据。如果我们不遵循作者，我们就没有可以遵循的了；对于一个文本来说，与其他 人争论的不同，没有其他的途径来转达意义。意义总是由作者赋予的。这些争论并没能 使那些想要否定作者的作用并给自由的解释留下余地的人们信服，但它确实给了那些威 姆萨特和比尔德斯利的观点的追随者一击。那么，我们在哪里得到一个文本的意义?一 种回答来自德里达和其他解构主义的追随者。他们认为这种提问本身就是一种误导，事 实上文本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认为它有意义本身就已经把它客观化了，就限制了解释 者的自由。文本之所以没有确定的意义，是因为言语是多义的。它们能够被理解的范围 和方式也是不确定的。由此，尽管解释者面对特定的语言和特定的词组，他受到某些约 束，他也是自由的。但是这些约束仅仅来自文本内部，而不是它的外部意义。这种观点 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好像是为某种混乱打开了大门：对于文本的解释 是没有限制的。但为了拒绝这种立场，我们需要找到某种资源，用翁贝托·伊科(Umberto Eco)的一本书的题目来说，就是“解释的限度”(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那么，在哪里可以找到它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