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是语言之谜，是意义之谜。自古以来，隐喻一直是修辞学和诗学的对象，在一段 时间里也曾是哲学的对象。在古代，正是在隐喻问题上，哲学与修辞学分道扬镳；在今 天，隐喻成了哲学与修辞学的共同话题。隐喻诠释学的产生则实现了修辞学与哲学的联 姻。 一、对修辞学的两种哲学态度 修辞是晓人动人的艺术。作为研究这种艺术的学问，修辞学像哲学一样古老并与哲学 有过同源关系和密切的互动。这一判断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适用于西方。 就西方而言，修辞学曾与语法和逻辑并称“三科”，它是对人进行基础教育的基本手 段，也是开展哲学论辩的基本条件。到了亚里士多德时代，修辞学已经成为一门比较成 熟的学科。利科曾经断言：“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构成了从哲学出发将修辞学制度化的 最辉煌的尝试。”(Ricoeur,1997,p.16) 然而，出于对修辞的作用的不同认识，西方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对修辞学采取了截然 相反的态度。这使得“修辞学既是哲学最古老的敌人，又是哲学最古老的盟友。之所以 说它是哲学最古老的敌人，是因为巧妙言说的艺术始终不再理会真实的言说，以对产生 劝说效果的原因的认识为基础的技巧给那些完美地掌握这门技巧的人提供了非常可怕的 权力：这是一种不要实物而支配语词的权力，也是通过支配语词而支配人的权力”(同 上，p.15)。柏拉图是把修辞学作为哲学的敌人的最大典型。他声称，修辞既不利于追 求公正，也不利于探索真理，因为修辞是产生错觉和假相的艺术，研究这门艺术的修辞 学是在以精巧的方式守护谎言的世界和虚伪的世界。在《斐多篇》(271c)、《高尔吉亚 篇》(49a-458c)中，柏拉图极尽对修辞进行攻击之能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这个激烈 反对修辞的人恰恰是最善于利用修辞手法的人。这也许是由于他坚信，如果有什么修辞 学，那种修辞学就是辩证法本身即哲学。柏拉图反对修辞学的最大理由是，修辞是以巧 言代替真言，以矫饰代替真相。 进入近代以后，除帕斯卡尔和伏尔泰之外，哲学家们对修辞学纷纷提出批评。霍布斯 声称，修辞是自欺欺人，是通过玩弄语词而滥用语词。洛克则宣布，“修辞学……是错 误和欺骗的最大工具”。(洛克，第497页)莱布尼兹亦说，“即使是修辞学上的比喻词 藻本身，要是使我们强以为真时也就变成了诡辩”。(莱布尼兹，第112页) 但是，修辞学在18世纪的衰落与其说是因为受到外来的批评，不如说是它自身造成的 。正如利科所说，修辞学在19世纪中叶已经变成一门“死学科”，那时大学基本上不再 教授修辞学，但我们只要看看18世纪修辞学的状况，就会明白修辞学为何会走向死亡。 那时修辞学已经被归结为对修辞格的研究以致修辞学成了比喻学，而比喻最终又被归结 为隐喻、换喻与提喻这三种修辞格。这样一来，修辞学成了植物分类学式的东西。修辞 学自己主动切断了与哲学、逻辑学和诗学的联系：它不再关心自身以外的东西，也不想 借用其他领域的方法，更不想追问自身概念的合理性。修辞学的历史乃是不断萎缩的历 史，修辞学在被归结为它的一个部分时也同时丧失了通过辩证法把它与哲学联系起来的 纽带；随着这种联系的丧失，修辞学变成了一门不定型的无用的学科。当将修辞格进行 分类的兴趣完全取代了给广泛的修辞学领域赋予生机的哲学观念时，修辞学也就死亡了 。(Ricoeur,1997,pp.3-14)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沉寂之后，西方学界掀起了重建修辞学的运动。在20世纪下半叶， 不仅开始出现一批新修辞学家，而且有部分哲学家参与到重建修辞学的努力中。有的学 者(如Prieto和Ch.Muller)甚至引入了统计学方法来探讨修辞格问题。早在1964年，罗 兰·巴尔特就主张“用结构主义方法重新思考修辞学的问题”(Barthe,pp.82-100)。最 引人注目的事件是所谓的新修辞学派的诞生。狭义的新修辞学就是指比利时列日 (Liége)学派提出的修辞理论，这种理论不仅在结构语义学的基础上，更新了古典修辞 学的分类学计划，而且提出了许多革命性的概念，如，“修辞学零度”、“义位转换法 ”、“修辞学间距”等等。它明确提出把隐喻建立在形象化表达的概念基础上并试图建 立一种形象化表达的修辞学。按列日学派的看法，“隐喻严格说来并不是意义的替代， 而是对一个词项的语义内容的改变，这种改变源于两种基本活动——义素的补充与隐匿 的结合。换言之，隐喻是两种提喻的产物。”(Dubois et al.,p.106) 通过对隐喻问题的思考，哲学与修辞学重新找到了彼此的交汇点。尼采、海德格尔、 伽达默尔、波格勒(O.P
ggeler)、阿多尔诺、罗蒂、利科、德里达等人都对修辞学表 现过极大的热忱，对隐喻问题的关注无疑是产生这种热忱的动力。20世纪的科学哲学也 出现了修辞学的转向。伽达默尔甚至断言“哲学就是修辞学”。1976年他发表了著名的 讲演，题为“修辞学与诠释学”。在他看来，理解与解释是诠释学与修辞学的共同领域 ，这两个学科原本是同根同源的。在当代众多的哲学家中，伽达默尔可能是强调哲学与 修辞学合流的最极端化的例子。由于他模糊了哲学与修辞学的区别，他自然遭到了许多 人的批评。 实现哲学与修辞学联姻的一次主要事件是1978年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一次以“隐喻： 概念的跳跃”为题的会议。保罗·德曼、戴维森、哈利斯、利科、哥德曼、布莱克、博 斯(W.Booth)、柯亨(T.Cohen)等著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为何要选择“隐喻”这 个原本属于修辞学领域的论题展开讨论呢?据柯万(J.Cowan)的解释，这是因为隐喻“渗 透了语言活动的全部领域并且具有丰富的思想经历，它在现代思想中获得了空前的重要 性，它从话语的修饰的边缘地位过渡到了对人类的理解本身进行理解的中心地位”(in Sacks,p.1)。实际上，隐喻不仅是修辞学和诗学的中心问题，而且成了哲学、心理学、 艺术史、神学、语义学、翻译学、逻辑学等学科无法回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