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4)06-0078-08 “哲学是把握在概念中的它的时代”。从现象上看，西方现代性的发育和西方哲学在 近(现)代的认识论转向几乎是一个共时的现象。(注：中文的“近代”、“现代”对应 的英文都是modern，在本文中统一表述为近(现)代。)在近(现)代的中国，哲学家们在 反思传统的时候，也指出了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意识薄弱”的缺陷，因而致力于认 识论的研究，比较突出的有张东荪的“多元的认识论”和金岳霖的《知识论》。认识论 和现代性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一些当代西方学者对这个论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在他 们那里，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近(现)代认识论的检讨是扣连在一起的。这既使对现代性 的反思获得了新的深度，也展示了认识论研究的历史文化内涵。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我 们深入讨论中国的现代性和人文学术的关系，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在具体展开认识论和现代性这个论题之前，有必要对认识论这个概念作一番澄清。在 《罗蒂及其批评者》一书中，罗蒂和Michael Williams关于认识论这个概念展开了争论 。Michael Williams认为，我们应该区分认识论一词的严格涵义(a demanding sense) 和不那么严格的涵义(a liberal sense)。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认识论”一词涵盖 的是对人类知识问题的种种理论反思；在严格的意义上，它指的是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 论。不太严格意义上的认识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而严格意义上的认识论的兴起则 是17世纪的事情。所以可以说，存在着前现代的对认识论问题的讨论，但是作为第一哲 学的认识论则起源于现代。[2](pp.191-219)笔者认为，可以把Michael Williams关于 认识论一词的严格意义和不那么严格意义的区分，大致看作关于认识论一词的广义的用 法和狭义的用法的区分。广义的认识论是泛指一切对人类知识问题的哲学反思，狭义的 认识论则专指近(现)代认识论转向之后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显然，对于本文的主题 来说，我们更关注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狭义的认识论。 一 17世纪的科学革命，是西方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构成了西方近(现)代认识论转 向的直接的理论背景。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的兴起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现代科学的发 展扫除障碍，并且为之寻找根据，作出理论上的辩护。 现代科学兴起之际，和传统宗教神学之间存在着冲突和斗争。在这场科学和神学的战 争中，近代哲学家们站在科学一边，极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宗教区分开来。罗蒂指出，近 代哲学的开创者如笛卡儿、霍布斯，致力于促进数学和力学的繁荣，为使理智生活摆脱 教会机构的控制，为使思想世界更有利于哥白尼和伽利略而战斗。洛克谦逊地把哲学家 的这种角色定位为“小工”(underlabourer)，即为科学知识大厦的建立扫清地基：“ 学界的国度当下并非无大宗匠来主持，他们那些促进科学的大企图，很可以留作永久的 纪念碑，以为万古所钦仰。不过人人并不必都来当一个波义耳(Boyle)或是施丹汉( Sydenham)。这个时代既然产生了许多大师，如大郝珍尼(Hygenius)同无双的牛顿( Newton)，以及其他同类的人；因此，我们只当一个小工，来扫除地基，来清理知识之 路上所堆的垃圾，那就够野心勃勃了。”[1](pp.13-14) 当科学—哲学的联盟在与神学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之后，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就 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哲学的领地渐渐被现代科学所占领，比如原本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 上学就面临着这样的境遇：“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关于天和地如何统一起来的描述，已 经被物理学所取代。”(注：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132.本文对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的引述，参 考了李幼蒸的中译本，但是，笔者对照原文对译文作了改动。)所以，在现代科学迅猛 发展的前提之下，哲学必然要改变其自我理解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罗蒂说，他 的《哲学和自然之境》要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哲学是如何在历经了新科学(New Science)的挑战之后继续存在下来的?为什么微粒物理学的胜利没有使得哲学变得过时? 哲学是如何将自己从18世纪所谓的‘自然哲学’中解脱出来而确立自己的独特使命的? ”[2](p.214) 走出这种困境的关键在于“认识论”或“知识论”观念的创立(注：“认识论”或“知 识论”是德文词erkenntnislehre或erkenntnistheorie和英文词theory of knowledge 的中译。在本文中，笔者对认识论和知识论这两个术语不作区分。)。“哲学和科学的 最终划界是由于如下看法而成为可能的：哲学的核心是‘知识论’，它不同于各门科学 ，因为它是它们的基础”。[3](p.132)罗蒂认为，虽然这种把哲学的核心看作是知识论 的思想可以追溯到笛卡儿、斯宾诺莎，但是，直到康德，这种意识才达到了真正的自觉 。“康德试图把旧的哲学观，即认为形而上学是‘科学的皇后’，因为它关注的是最普 遍的和最少物质性的东西，改造成认为哲学是一门“最基本的”学科，即一门基础性学 科的哲学观。哲学之为‘首要’，不再因为它是‘最高的’，而是因为它是‘基本的’。”[3](p.132)作为一门基础性的学科，知识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康德的批判哲学首先要回答知识论的问题：“纯粹数学是如何可能的?”“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要为当时已经踏上了康庄大道的数学和物理学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