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4)11-0006-01 杨国荣教授的论文《罗蒂新实用主义的若干思考》把我带回到了我今天开始回应的地 方。在这篇论文中，他坚持了将“评价”(evaluation)与“认知”(cognition)相结合 的一种需要。我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十分怀疑，和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与 约翰·杜威对它的怀疑出于同一理由。所以，确实会对我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我想将 “评价”与“认知”融合起来。但这并不是我想去使用的术语。相对于去说——“你必 须拒绝评价与认知，似乎它们是两个分开的东西那样：一个同价值相伴随，而另一个则 同实在相接触”——这是西方通常的方式来思考这一问题；我更愿意这样说，存在着两 种“知道如何”(know how)：其一是评价一种情况，并思考该做什么，以解决由该情况 所产生的问题；其二是同其他的人们讨论该做什么，同其他的人们就如何从事合作以努 力解决那些问题达成信念上与态度上的共识，并共享你对该情况的评价，然后使得人们 变得合作。我并不清楚杨国荣教授是否真的不同意我。我只是会将问题措辞为两种“知 道如何”：知道如何对待人类以同他们合作，以及知道如何对待非人类事务。这两种“ 知道如何”实际上是一个紧接着另一个，所以并不存在着这样一个哲学问题，即如何去 将这两种“知道如何”结合在一起。我并不对“真理”、“知识”这些概念抱有怀疑， 并不是试图把“真理”、“知识”去除掉，而是仅仅试图去除掉关于真理的符合理论， 以及这种关于“实在”的概念，即将“实在”当作为可以精确地或过度精确地被表征的 东西。我只是怀疑这是否也是杨国荣教授试图捍卫的。 我在杨国荣教授的论文中还读到了这一论述，罗蒂相信文化演进(cultural evolution )是生命存在之演进(evolution of living being)的一个深入发展。显然，这个信念包 含着一些形而上学的理念，它将文化演进与生命存在之演进联系在一起。我并不觉得在 这里走进了形而上学。我思考它的方式是：如果你想在达尔文(Darwin)之后讲一个关于 这个地球上的动物生活的故事，你的故事会讲述各种物种是如何改变它们基因的结构以 适合随机选择的过程，并在大多数污染的黑暗环境中生存下来，所以能够很好地适应环 境的自然； 你会讲述这样的关于狗、猫、蛇等等的故事。然后就是这个故事的第二个论点，即关 于到人。这时你就会讲述，他们发展出了一个应付环境的新方法，使得这个物种能够越 来越多地扮演起主导性的角色，克服其他的动物物种，变成为一个主导性物种。这里的 吊诡不在于改变了物种的基因构成，而是发展出了语言，那即是说，发展出了社会合作 的诸种实践，这是一种其他无法使用语言的物种所不能掌握的复杂事情(sophisticatio n)。这一种动物物种不需再去改变他们的基因代码，不再需要改变DNA以生存下来。他 们发展出了叫做“文化”的东西：通过允许他从事于杀掉其他动物物种的诸种合作工程 (cooperative projects)，比如说外出去猎杀其他物种，文化乃是一种给予这一物种最 大生存价值的方式。你能够不进入任何种类的形而上学，能够不拥有任何关于或可称作 “文化生物学”(biology of culture)的理论，而来讲述这样的故事。所有对他们的需 要也是同一个故事的组成部分，这个故事关于如何一个动物物种生存了下来，如何一个 动物物种建立出了共同点来。 所以，当杨国荣教授写道：如果我们从在文化演进与生命存在之演进之间的关联返回 到生活着的存在之演进的前状况，那么我们可能发现生命存在之演进本身包括着其他的关联，杨教授所认为的就包括着他所称的“存在之链”(a great chain of being)。他认为，这一现象使我们去怀疑是否在哲学探究中可能去彻底拒绝形而上学。而在我看 来，形而上学是这样一种论题，它同实在的终极性质(the ultimate nature of realit y)相关。我觉得你可以并不拥有任何关于实在的终极性质的理论，而来讲述达尔文的关 于我们这个物种是如何如此成功的故事。我认为你可以就这样说：这是一个诸种因果事 件的序列，它并没有特殊的形而上学的含意(implic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