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苏同盟关系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论争，是为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头”，从而导致了中苏同盟关系的紧张与冲突加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个中原因，主要是中共为争取同盟者的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平等地位而与苏共进行了坚决斗争。 一 1950年初建立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是一种国家关系同盟，但由于中苏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大国，两党又都是各国的执政党，而且两党之间又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这样就使中苏同盟具有双重性质：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如果说中苏之间的斗争是中共为着争当国际共运的“头”，那只是注意到党际关系的嬗变而忽略了同盟关系的实质。况且党际之间的斗争也并非如此，而是充满着中方为争取平等而与同盟者进行的不懈斗争。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争当国际共运的“头”。斯大林晚年时，尽管南斯拉夫的铁托显示了自己的个性，但斯大林和苏共作为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地位是没有争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一直把斯大林尊为朋友、先生、导师，而视自己为他的学生（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7～658页；《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0页；毛泽东：《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1949年12月21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斯大林曾发过牢骚、提过意见，但不是向斯大林的权威挑战，而是针对两党两国间一些具体问题的不满而与之抗争。毛泽东及中共对苏共和斯大林及其后继者赫鲁晓夫也是心怀敬意的。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在讨论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认为，过去提的“以苏联为首”（注：中共坚持“以苏联为首”经历了和平民主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两个阶段。在中共尚未夺取政权时即提出世界革命应“以苏联为首”。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9、1260页。）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强调：“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毛泽东：《抵达莫斯科时在车站的演说》，1949年12月16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中国也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目前的国际条件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内部是团结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2页。）毛泽东在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明确了中国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57年1月，周恩来在莫斯科访问时把中共的提法向苏联政府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1957)》第4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239页。））还是对的，现在仍然要这样提。同时针对国际共运中流行的所谓“多中心论”，应明确提出以苏联为中心，因为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这是历史形成的，不是人为的（注：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76页。）。所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苏联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不是任何人人为地决定的，而是历史条件所自然形成的”。“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文化的共同高涨，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88页。）。1957年11月初，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到“以苏联为首”或“以苏共为中心”。毛泽东在会见赫鲁晓夫时说，我们所以提出以苏联为首，是因为只有你们才能领头，你们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了40年社会主义。赫鲁晓夫表现出少有的“谦虚”，提出以苏中为首。毛泽东说，兄弟党之间是平等的，但在为首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跟你们平起平坐，我们还差得远。我们中国为不了首，没有这个资格。如果以我们两个为首，我们是负担不起这个责任的。其实，毛泽东的倡议正合赫鲁晓夫的心意。因为自斯大林去世尤其是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加上波匈事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使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下跌到最低点。习惯于充当领导者的苏共领导人欲借十月革命40周年之机，让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齐集莫斯科，按照苏共的意图为国际共运制定统一的纲领和路线，重树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恢复其领导地位。 中共提出“以苏为首”后，遭到了东欧一些国家兄弟党的反对。因为此前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领导他们时，以“老子党”自居，奉行大国沙文主义，让他们吃够了苦头，所以他们对中共的提议极为敏感，表现出特有的谨慎，顾虑重重以至抵制。为消除他们的疑虑，毛泽东做了大量细致的说服工作。毛泽东在与波共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谈话时向他讲了“以苏为首”的必要性，解释“以苏为首”并不是要成立新的国际机构，不是苏联说了算，各国党都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在11月14日的讲话中，他向与会者着重讲了为什么中国党提出“以苏为首”的道理。他说：“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又重申坚持“以苏为首”的重要性，并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虽然中苏之间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从国际共运的大局出发，经过毛泽东的努力，中国党提出的“以苏为首”获得了与会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们的认同，并写进了《莫斯科宣言》中（注：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第100～132页。）。当然“以苏为首”并非“以苏联为尊”，如过去那样任何问题由苏共说了算，而是对其职权范围加以限制并建立在各国党平等的基础之上。宣言指出：社会主义各国和兄弟党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各国党之间为加强联系，“除了举行领导人员的双边会谈和交换情况以外，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举行更广泛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以便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场，协议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的而进行的共同斗争”（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2日。）。这些是经过中共与苏共的斗争才写进去的。赫鲁晓夫对此耿耿于怀，虽然他当时表态同意，但那是言不由衷的。后来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时，他用粗俗的语言来发泄他的不满情绪：“为首顶个屁用，等于一个公共痰盂，谁都往里面吐痰”。在苏共二十一大上，苏共领导人也抱怨中国一方面主张“以苏联为首”，一方面“向苏联脸上吐痰”（注：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28页。）。 斯大林晚年曾经预言，世界革命中心正在逐渐东移，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欧，却在东方的苏联取得了胜利，将来就会在中国发展，中国将是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心。但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实际来看，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及中国走向世界舞台，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信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在迅速提升。但毛泽东心里很清楚，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中共没有资格当这个“头”，也不争当这个“头”。如果有这种想法，当赫鲁晓夫提出苏中为首时他就不会拒绝。1958年中国发动的“超英赶美赛苏”运动，其目的在于寻找一条不同于苏联的更有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加速中国的建设，而非要充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1959年1月苏共召开二十一大。会前，苏共致函中共，拟在报告中取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对此，中共表示不赞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向苏共领导人反映了我党的意见。（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03～204页。）在中共的坚持下，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既没有宣布取消“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也没有明确表示继续坚持这一提法，而是对此只作了委婉的说明（注：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8页。）。在1960年召开的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不要再写什么“为首”，并说苏共当不了头。但又提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党之间应该“对表”。可见，苏联不是不想“为首”，而是在平等前提下的“为首”极大地限制了它发挥领导作用的空间。其后，随着中苏论争升级，国际共运开始走向分裂。苏联利用其地缘政治、经济合作及其他资源优势，施展手法在国际上不断孤立中国，形成“反华大合唱”，中共在与苏共的论战中基本上是孤军应战。虽然“由于中国党的批评反对，苏联实际上已经不能再‘为首’和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了”（注：伍修权：《中国将是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心》，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2卷（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551页。），但在东欧，中国只剩下“一个半朋友”，中共无“头”可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