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外交”，这是民国外交史研究中不时见到的一个术语或概念。由是知之，从事外交事务的“学人”，则可称之为“学人外交官”。然而，矛盾之点在于，笔者先前的研究表明，民国外交官群体在整体上为一支高学历的精英社会集团，又如何能够彻底否认他们的“学人”身份呢？（参见拙著《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东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依据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关于现代社会的“科层制”以及“政治作为一种职业”的阐述，在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中，“现代官员发展成为一种特别通过常年培训，在专业上训练有素的高品质的脑力劳动者，他们为了保持其纯洁性还具有高度发展的等级的荣誉”。[1](P747)这种情形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中，亦有极为明显的体现，而民国外交界则是明显例子。因之，这里所谓的“学人外交官”，应“特指那些由学人的身份直接转换为外交人员身份的人”。[21(P258)本文所关注的就是这部分人介入外交界，对整个外交人事结构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他们自身又是如何因应这种角色转换的。 在民国历史上，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相当一批学有所成、学有所专的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著名大学教授或学界名流，直接以“学人”身份由校园或科学研究机构介入外交事务，充任中国驻外外交使节或重要外交官，（注：北京时代亦有此类现象，但其特征不像南京时代明显。如，刁作谦、严鹤麟、唐悦良、曹云祥等人，或曾在清华等学校担任过教职，或曾在清华学校担任过校长等职务。参见苏云峰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6-39页。）像人们所悉知的胡适、蒋廷黻、王世杰、罗家伦，以及叶公超、张忠绂、张彭春、陈之迈等人。这部分人加盟外交界，必然打破北京政府时代外交系统的平衡，引发原来职业外交人员网络结构的变化。这些“学人”拥有特殊的身份地位，他们既有非常尊荣的学术影响与学术头衔，又有相当的政治社会资源或职业外交官所不具备的优势作依托，但他们缺乏职业外交官特有的专门外交业务技能训练和长期修成的职业涵养（如遇事忍耐、冷静、平和而庄重等性情，以及善于交际应酬、斡旋等职业本能）。外交是一门技艺，亦是一门科学，其具有较强的专业功能和特点。外交人员从事外交事务时必须遵循一系列的国际惯例或准则，因为“外交的事务……都按着明确规定的法则和文明习俗、面对面而又有灵活性地进行的，虽不无微妙之处，但对所有参与其事者都是十分清楚的”。[3](P278)这些人将如何因应此种角色与职业身份的转换，以及其对过去职业外交的冲击力度，需要在民国外交史的研究中进行仔细探讨。 “学而优则仕”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易摆脱的人生价值取向。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特别是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及抗战军兴之时，大批过去隐身于教育界以及各种学术部门的“学人”，在国民政府的邀请与鼓励之下，纷纷放弃自己多年来的潜心研究和自由思考而服从于群体对政治关怀目标的整合力；放弃自己独立的学术功能和文化职责而服从于现实的功利需要；放弃自己的终极关怀和超越精神而投身于政权机关，以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担负起救亡御辱的时代使命。这一趋势则进一步加剧了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生存方式与自我定位的转化，亦引起了国民政府整个官僚系统在结构体系上的新变化。在国民党执政初期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政府在上层政权体系内首先吸纳了一批大学毕业或留学归国已久、已成为著名教授或专家的高级知识分子，依托其名望或专门知识为自己的政权服务。如北京大学教授王世杰出任法制局局长、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出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等。30年代中期至抗战军兴，民族危亡日深且重，国民政府再次邀请一批“学养优越”的名流学者进入政府，如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南开大学教授何廉出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出任中国驻苏大使、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出任驻土耳其及智利公使等。此外如吴景超、陈之迈、沈仲瑞、左舜生、李万居、姚宝猷、俞叔平、马星野、蒲薛凤、陈裕光、黄天鹏等一批学人、教授相继从政。”[4](P211-212)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大量地罗致高级知识精英，担任政治或宣传工作。“学人从政”，几乎成为一时之风尚，使得民国以来人才济济的教育界出现“才荒”景象。这一社会背景，亦正是大批“学人”弃学从政并任事外交的基本环境。 除上述所举胡适、蒋廷黻、王世杰、陈之迈、张忠绂、叶公超、张彭春等学界名流，在三四十年代弃学从政而出任重要外交职务或继而出任重要外交职务者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大学教授、学者进入外交界，担任次一级的外交官或外交行政职务，其确切数字虽难以统计，但通过某些资料，可以知其概貌。据1935年《外交年鉴》所载国民政府86名重要外交官领事官，其中具有国内外大学教授或研究员资历者达14人，约占总数的16.3%。”[5](P482-499)这已经是一个不可轻视的数字。抗战发生前以及抗战时期，在大批学界名流或大学教授再一次掀起参政热潮的情势下，推想又有一批“学人”出任重要外交职务，并成为职业外交官。如，原四川大学教授邵毓麟出任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原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凌其翰出任外交部专门委员、原复旦大学和之江大学教授董霖出任外交部参事、原清华大学教授杨光泩出任驻菲律宾总领事、原湖南大学教授何风山出任驻奥地利公使馆代办等，其中担任外交行政职务者继之使事国外而出任驻外公使或大使。如此多的大学教授从政或进入外交界工作，有人分析这种现象，认为当时大学教授资格较为随便，“但凭留学资格即可取得大学教授资格”，[6]以大学教授资格进入政界容易谋得较高职位，是故，一些留学生“返国之初，往往以在大学教书为进身之阶。有学识与能力的，学而优则仕；无学识与能力的，亦学而劣则仕”。[7]这固然不失为一种原因，但外交官或领事官需要较强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训练，不像其他某些行政部门或可滥竽充数，亦不是任何人均可从事者。据笔者先前的研究表明，进入外交界的学人或大学教授，其原所治理之专业基本上是法律政治经济以及精通外国语言文字者，并具有专门的学术著作。（参见拙著《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