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围绕着“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提出过形形色色的主张，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探讨是各种思想主张都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但是，自觉意识到中国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之密切关系的应该说始于新文化运动，其高扬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无疑触及到了文化现代化的根本。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思路，并在同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丰富了文化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文化现代化的内涵 所谓文化现代化，指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文化所应实现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一方面它必须反映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的文明成果，及时地作出相应的理论概括；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为推进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提供智力支持与精神保障。文化的现代化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功效，它不仅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同时也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工具。“文化价值使社会秩序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各种安排合法化。合法化导致赞同社会共意，社会共意赋予现存的或期望的社会条件以价值，因而稳定或促进他们。”[1] 文化现代化应该包括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变革。中国的文化现代化，主要指的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其中，尤其需要变革的主要在经济伦理与政治理念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必须破除“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农抑商”以及视科学技术为“奇巧淫技”等观念，树立重视科学技术、市场竞争与工商业等观念。后者主要包括必须破除专制的思想、作风与态度、以及轻视人民群众、重人治等观念，树立尊重与祟尚人权、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新的政治理念。此外，适应时代与技术发展的需要，必须适时地推动民族文化表现形式的现代化改造。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文化现代化理论的形成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在与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斗争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文化论”为主要标志的文化现代化理论。 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为配合其政治与经济建设，抵制革命，维护其统治，蒋介石开展了以“新生活运动”为核心的文化建设运动。一方面，推行党化教育，限制新闻、出版、言论自由，实行特务政治。另一方面，宣扬“新生活运动是社会建设的基本运动，目的在求中国之现代化”[2]。这场所谓“民族文化与道德复兴的运动”虽然在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其主旨在于通过倡导“四维八德”之类的封建伦理纲常，为统治服务，这无疑是“一股复古的逆流”，“复辟封建礼教的运动”和“提倡忠臣孝子的帝制教育运动”[3]。特别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十几年后，还企图把禁锢人民几千年的封建伦理纲常重新恢复起来，重新确定儒家文化的至尊地位，这“背离了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时代主题”[4]。 同时，中共在苏区开展了以普及教育、移风易俗为核心的苏区文化建设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反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教育与文化专制主义，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使“文化教育社会化政治化实际化劳动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和落后的封建迷信和习俗，改革婚姻制度，广泛解放妇女；以革命的内容与民间形式相结合，创造富于思想性并独具特色的红色歌谣；开展深入持久的防疫卫生运动，改变长期以来的不卫生习惯；禁烟禁赌、清匪肃资、倡俭戒奢等。苏区文化建设运动极大地冲击了地方观念、宗族观念、家庭观念、大男子主义、天命论、宿命论等，在很大程度上使苏区妇女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同时还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与思想觉悟，使苏区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一次解放和升华。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面更加强调精神因素的作用。1939年，蒋介石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号召全体国人牺牲一切私心、私见、私利、私益，不计个人得失、曲伸、荣辱，甚至生命和自由，专心致志地为国家民族之生存、抗战之胜利而奋斗。这对于树立民族信心、激励民族气节、鼓舞抗战斗志、动员全民族力量渡过抗日难关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国民党又以抗战需要为幌子，极力加强思想统制，严格出版审查制度，强化党化教育，强化军队的政训工作，“使军队党化”，并力图将各种民众团体“党化”，鼓吹“以党治国、以党建国”、“以党管理一切”，鼓吹信仰一个主义和一党专制。[5]抗战中后期，国民党成立了“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并通过了《文化运动纲领》，其文化专制主义企图愈加恶性发展。“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借口“切切实实履行思想领导责任”，要求无论团体或个人，应“切实服从政令军令”、“要完成三民主义的文化建设”，实则是想方设法限制各地抗日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文化运动纲领》则强调：“仁爱即民生哲学的基础，民生哲学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要求“坚定三民主义为救国救世界的主义的信仰”，“确认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与礼义廉耻四维为律定群己关系的共同目标”，还要求“建立三民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及文艺的理论体系”。该纲领使国民党的文化思想理论体系化、党化和法典化了，但是，更复古、倒退、保守和反动了。[6] 抗战初期，中共高举抗战文化的旗帜，一方面深入开展抗战文化宣传活动，广泛发动民众，有力地支持了抗战。另一方面领导了“新启蒙运动”，进一步探讨了文化现代化的理论问题。“新启蒙运动”既继承了以往启蒙运动的事业，又改正或弥补了以往文化运动的毛病和缺陷，是五四以来更广阔、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它指出，新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7]抗战中后期，中共明确反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口号，并系统地阐述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文化现代化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在陕甘宁边区等地认真地进行了教育、新闻、文艺和卫生等方面的文化建设活动；面向广大农民，紧密结合实际，大力发展和改革学校教育，有计划地扫除文盲；全党办报；动员知识分子到基层开展群众性艺术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普及医药卫生，消除边区群众中的迷信思想，发展科学事业等。[8]至此，中共的文化现代化理论初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