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新文化运动的责难连绵不断。与以往不同，这一波对新文化运动的责难主要来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责难概括起来有三条： 1、新文化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根源。 2、新文化运动主导思想是无政府主义。 3、新文化运动导致极端思潮泛滥和国民党专制体系的建立。 这些观点的始作俑者是林毓生教授。去年林先生在香港城市大学重申旧说；今年2月23日朱学勤教授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中承袭和发展了林先生的观点。两位都是笔者素所尊敬的老朋友，但因事关重大，不能不有所申说；敬希林、朱两位和读者谅解。 背道而驰的两种文化 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文化革命”的根源呢？ 不！“文化革命”的源头是义和团运动。两者的文化基础都是迷信和排外，共同的手段是用暴力解决文化问题，践踏文明，摧残人的尊严和权利。至于新文化运动继承的是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精神，其基本内涵是人的尊严和权利，相应的诉求是自由、民主、法治和理性；手段是自由讨论。同一切思想文化讨论一样，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各式人物的文章中找到各种错误观点。但是，由于没有政权和暴力介入，这类观点通常不会损害社会秩序和侵犯其他公民的自由；而且在多数公民特别是知识阶层日趋理性的状况下，其市场也十分有限。 任何国家走向现代化都伴随着文化的变革和变迁。问题仅在向那个方向变？对中国这样的古老的专制国家来说，不“改造文化”，冲破文化专制主义，现代化最终会化为泡影。新文化运动及其各种形式的延续，正是针对文化专制的强大的冲击波的体现。而义和团、“文化革命”之类的狂潮不过是专制主义的反扑。两者是绝对不能混淆的。后者能够得逞于一时，说到底不过是启蒙——新文化运动尚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的恶果。 海内外学者之所以会出现不应有的混淆，一个重要原因是不重视处理文化问题不同方法（自由讨论和强迫改造）的内涵；没有正视方法是由文化的性质决定的。 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广义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包括粱启超、鲁迅等人提出的“新民”、“改造国民性”，是对以圣贤教导和经典为是非标准的思想奴役制度的反抗，是对政教合一制度的反抗，是启迪人树立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的呼喊。绝对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呐喊不过是知识分子的言论，它只能通过自由讨论，靠自身的理据吸引读者，信与不信，悉听尊便。这类言论越多，意味着思想文化自由空间的扩大。不难想像，如果没有这些先驱坚持不懈地播种和耕耘，愚昧在中国的张狂，不知还要厉害多少倍！这种以自由讨论拓展自由空间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和必由之路。 从19世纪满汉权贵坚持华夷之辨、支持义和团剿灭外来文化，到20世纪的“思想改造”、“学术批判”和“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摧毁启蒙，强制以别人的思想为思想。这些都是专制主义文化的反扑。 新文化运动与无政府主义 一个新的指控是说无政府主义主宰了新文化运动。 无政府主义从来没有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运动的主流。 除了世纪初的零星介绍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成为略具群众性的思潮，是以1907年6月《天义报》和《新世纪》分别在东京和巴黎创刊为标志的。那些热心人高谈无政府主义的时候，关注的主要是公平、平等一类抽象原则；他们把无政府主义看作社会主义的一种，是实现公平的途径。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中国知识阶层对体现公平的社会主义的向往远远超过对无政府状态的认知。《新世纪》的张静江、张继、吴稚晖一直是同盟会、国民党的重要成员，辛亥革命后大都以混迹政坛为荣，早就把“政府是万恶之源”一类吓人词句抛到了九霄云外。办《天义报》的刘师培、何震夫妇则在1907年末，就投靠了两江总督端方；辛亥革命中差点丢了性命，捡回一条小命后只好在故纸堆中了却残生。辛亥革命后，当时最活跃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是晦鸣学舍，始终是无足轻重的小团体，其首领刘师复在1915年临终时便哀叹：“师复将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之黄土而已。”中国无政府主义已是奄奄一息；直至1917年11月十月革命爆发前，这个状态没有改变。说那时“新文化运动”型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已经在信奉无政府主义”，显然与实际情况相距不止十万八千里。 十月革命后，1918至1920这几年，随着关注社会主义的知识青年增多，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复苏并发展至顶峰，先后办了60多种刊物，相应地出现了一批标榜无政府主义的彼此独立没有什么联系的小团体。“这些组织一般人数都很少，有的甚至只有两三个人……通常都很涣散……一般存在时间都不长，有的几个月就瓦解了。”当时言论比较自由，办报刊十分容易，各地新办报刊多达一千种。刚刚冲破思想桎梏的年轻人喜欢尝试各种新奇的思想，无政府主义就是他们的选择之一。但是，这不等于它对新文化运动有重大影响： 1、即使在它的颠峰时期，无政府主义也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它既无全国性的思想领袖，亦无有重大影响的报刊，更谈不上可以与《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相提并论的思想阵地了。 2、几年一过，这个极端思潮就逐步衰微了。 3、就个人来说，分化也非常迅速，多数人很快就摆脱这类以极端和激进为标志的政治青春病，日趋平和。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北大的学生黄凌霜、区声白、朱谦之等人，慢慢都成了平和的学者（如朱谦之），或在学校和官场游走的政客（如黄凌霜、区声白）。真正继续革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在无政府主义者中是少数；在马克思主义者中由无政府主义者蜕变而来的也是少数。说“没有无政府主义的铺垫，他不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不符合历史事实。陈独秀、李大钊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信奉过无政府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