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发生过三次大转折,实现了两次认识“飞跃”。第一次大转折发生在1949年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完成了第一次认识飞跃。与此相对应,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重要内容之一。第二次大转折发生在50年代前半期,即由新民主主义向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转变(或称之为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复归)。第三次大转折发生在1978年以后,即由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转变,创造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第二次认识飞跃,与此相应,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里仅探讨一下第二次大转折中的若干认识问题。 一、关于农村两种“倾向”的认识 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农村几乎变成了清一色的个体经济(富农经济受到很大削弱)。土地改革虽然铲除了土地占有的严重不公平,但是却保留了土地私有和买卖转让的制度,这就必然导致农民之间,因各种差异和意外因素,发生经济上的分化,尽管这种分化非常缓慢,并且整体呈现出上升的“中农化”趋势,新产生的富农只是极少数。 早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就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资产阶级要来跟我们争领导权,要把国家引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个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小生产者是动摇的,可以跟着资产阶级走,也可以跟着无产阶级走,我们的任务就在于采取谨慎的政策,巩固地团结他们,领导他们。(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时任辽东省委书记的张闻天也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比较具体地分析了土地改革完成后和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东北农村的变化:(1)中农化为主,但是也存在两极分化;(2)农民愿意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向城市及外地流动,而宁愿不要土地。据此,张闻天提出:“我们在农村中的基本方针应该是(一)继续采取具体办法,尤其是发展供销合作社与劳动互助办法,以进一步提高农村生产力,改善大多数农民的生活,为农村集体化准备条件。(二)清醒地正视农村中阶级分化的实际情况,既不要粗心大意,熟视无睹,也不要过分夸大阶级分化的危险,而表示恐慌,或采取不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加以限制。(三)凡有利于土地的合理使用,及有利于工矿业副业的发展,即凡有利于社会分业的发展的租佃关系及买卖、移居,我们不应反对。(四)继续在各方面帮助贫雇农解决其生产中的困难,并保护贫雇农不受新富农的过分剥削。(五)凡不愿从事生产的地主富农分子及一小部分二流子,则仍应加以监督,使之在劳动中得到改造。”(注:《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张闻天上述从实际出发所提出的建议,完全符合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尤其是第三条建议,显然不仅对于农业生产,而且对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民的转移都具有重要意义,带有令人惊叹的正确性和前瞻性。 1952年5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东北局关于推行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就认为:“几年来东北农业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存在着两种因素和趋势:一种是由于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自发发展着资本主义因素。这是农民所熟悉的旧的道路和生产方法。不仅高利贷、雇佣、土地买卖逐年有所增长;并且有一少部分农户退出互助合作组‘单干’,有1%左右的农户已成为新富农。发展较快的如肇源七区十八个村调查,富农已占农村户数的1.8%,人口的2.6%,土地的3.9%,耕畜的6%,车辆的7.7%。富农经济在目前比重虽小,但因为它适应小农经济自发发展的规律,故在农民中影响颇大。目前新富农经济的特点,在于混在互助组内,并采取着化整为零,多种多样的剥削方式。有的同志认为农民自发势力与阶级分化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的,而任其自由发展;让资本主义因素在互助组内无节制地滋长,致使若干互助组瓦解变质。这种任富农经济自由泛滥,而不加适当节制的观点与作法,显然是错误的。这是目前主要的偏向。”(注:黄道霞等:《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与此同时,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在东北局扩大干部会议上也指出:在农村除了存在着党领导的互助合作运动外,还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经过对上述决议和讲话的传达讨论,据松江省委的报告说,“对农村两个方向的矛盾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在讨论中普遍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与农村自发势力的结合,使一部分农民甚至一部分党员干部受到了侵蚀,因而使农村资本主义倾向更加严重地滋长,其形式更趋于复杂。……经过讨论后一致认识是:国内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也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方向的矛盾,这个矛盾反映到农村就是组织起来走向集体化与自由发展走向资本主义的两个方向的矛盾。至于走那条路,决定于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工业对农业的领导及我们党对农民的教育问题。虽然目前农村两种趋势同时存在,但必须肯定:在毛主席党中央东北局的正确领导下,主要的和带有决定意义的趋势,是朝着集体化前进。”(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278页。) 1952年7月4日,经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就当前国内国外的矛盾和农村中的主要问题给松江省委的复电》说:“当前农村中主要矛盾问题按以下提法比较适宜,即:农民小生产者经济自发发展着的资本主义与党所领导的合作化道路的矛盾,是当前农村中的主要矛盾,而党所领导的互助合作运动,是矛盾的重要方面。”(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可以说,这基本代表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前党对农村主要矛盾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