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集第1卷俄文与中文版（注：见ВКП（б）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ъ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T.I.1920-1925(MockBa:PAH,199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出版；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陶文钊、王建朗和李玉贞同志先后惠寄北图版文件集并惠赠俄文版复印件，台湾的沈茂廷寄赠东大版文件集，特此感谢。本文在引用该档案集内容时，不拘泥于某个中译本的译文，故一律只标出文件号。）相继问世以来，国内外有关学者纷纷进行详尽研究，（注：俄国学者如舍维廖夫、卡尔图诺娃、佩尔西茨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利用有关档案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对蕴含在里面的大量信息做出各种解读。其中，若干文件中出现的上海等地的“革命局”（另译“革命委员会”）的记载引发了颇为热烈的讨论。据笔者所知，目前关于此问题至少有五位学者公开发表了意见，简要归纳如下：杨奎松认为，“革命局”是社会主义者同盟“派生出来的”，并进而断言：“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指导中心的上海‘革命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中共上海发起组。”（注：见杨奎松《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这里有必要先对“中共上海发起组”正名。“中共上海发起组”不是当时具有的名称，而是后来学者的创造。一般是指1920年在上海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即后来人们所称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杨在文中试图厘清“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概念，但其所写的“包括中共上海发起组在内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包括上海发起组在内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等语句，显示出他把“上海发起组”视为各共产主义小组之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其他四位学者也是如此认定。为使讨论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笔者在本文也按照党史学界通行的看法，把中共上海发起组当作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别名，否则后面的行文将无法言顺。）金立人则指出，“革命委员会”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无直接关系”，而只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1]。针对上述两种看法，田子渝提出，“革命局”既不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也不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而是一个“包括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2]。任武雄也持“上海革命局并非是中共发起组”的意见，并认为“它们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组织”[3](P346-349)。谢萌明除了断定“革命局”不是包括中共上海发起组在内的各共产主义小组，还明确指出它（们）是“俄共（布）在华直接建立的组织”，并在其文章的题目和行文中直接称之为“俄共（布）在华革命局”。[4]这五种说法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但仔细分析起来，可以大致归为两类：杨奎松、金立人、田子渝三人的意见虽然各异，但却有着某种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一致认为“革命局”是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产生的中国的革命组织或机构。谢荫明的看法则明显不同，认为革命局“隶属于俄共（布）的组织系统”。任武雄肯定上海“革命局”“是由维经斯基直接领导的组织”，又说维经斯基是俄共（布）代表，似乎比较靠近后一种意见；但由于他没有明确指出“革命局”究竟是个什么组织，因此其意见难以准确归类。 笔者在1997年阅读刚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译本（北图版）时便认定，设立在上海的“革命局”是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下属机构。然而，面对先后出现的几种不同看法，觉得要讲清楚为什么“革命局”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级组织，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是中国人的革命组织及其领导机构，或是俄共（布）的在华组织，就必须要拿出充分的理由来。因此，本文拟从“革命局”的机构名称、组织系统结构、功能作用、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以及结束原因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并对若干有争议的问题加以辨析。 一、机构名称的考察 “革命局”（Ревбюро）是个合成名词，由“革命”的缩写“Рев”和“局”（бюро）两部分构成。“Рев”在这里用于指明该机构具有革命的性质，应当没有什么异议。对于我们的讨论有比较重要意义的，是要弄清“бюро”这个词，以便了解在华“革命局”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机构。бюро源于拉丁文的“burra”，意为“粗布”。古法语的“burel”将其含义发展为“用来铺桌面的布”。以后的“bureau”又逐渐有了桌子、柜子，特别是写字台、办公桌的意思。近、现代人使用法、英、俄、德语中的“bureau”、“бюро”、“büro”等词汇时，多半指涉从办公桌引申、演变出来的词义，如：办公处、事务所、政府机构的局、署、处、所、管理委员会等。通过对“бюро”(bureau)词源和语义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个词用于表示组织系统中的单位时，主要指各类办事、管理、公共服务机构，并多是指从上到下成立的机关。从其衍生的“bureaucrat”（官僚）、“bureaucracy”（官僚政治、官僚主义）等词的词义就可以看出，“bureau”多是指由上级指派、主要对上负责，而非由下面选举的人员组成的一级科层机关。（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及仿照其成立的一些共产党的最高机构政治局除外。但最初政治局也是为方便应对和处理紧急事务而在党中央委员会内设立的一个精干的决策机构（还有平行的组织局），只是以后的发展使政治局实际上成为凌驾于党中央委员会之上的机构。）这是中文的“局”所基本能涵盖的意思。一般来说，“局”不用于自发成立的组织的名称中。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个名称问题，我们不妨看看那一时期同共产主义革命有关的“局”在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形。俄共（布）党和政府的一些机构称为局，但那主要设立在俄国境内。由俄共（布）一手建立起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强有力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为了便于就近领导一些地区和国家的革命工作，1919-1921年间在基辅设立了南方局，在柏林成立了西欧书记处，并在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维也纳等欧洲大城市设立分局(sub-bureau)。负责亚洲工作的有中亚局、远东书记处等。以后，共产国际改建或新设了西欧局、东欧局、斯堪的纳维亚局、南美局、南非局、东方部、远东局等。可见，“局”是共产国际惯常使用的地域性领导机关的名称，而且往往隶属于地区书记处。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因此它在国外的一些指导机构除了通常由俄共党员负责之外，也有当地共产主义者的加入，这是共产国际驻外机构的一个特色。此外，由于俄共（布）实际上控制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权，同时它本身又算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因而有时俄共的地区组织下设负责外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其派遣人员亦有权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在海外设立共产国际的派出机构。这样，大概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俄共（布）远东局（注：据А．И．卡尔图诺娃《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援助》（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第四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俄共（布）远东局成立于1920年3月，是年夏天改组为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下属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科派出的俄共党员维经斯基（Г．Н．Войтиский，以下用其中文名吴廷康）等一行得以在中国设立共产国际的机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