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和忠诚。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于晚清时期。“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带来的生存危机，中国务派民族主义思想再度会合在一起，形成为中华民族内聚与统一的向心力，并最终促使各种政治力量全部汇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使得各派武装力量团结在民族抗战的阵线中，编入统一的对日作战军队序列投入抗敌前线。“国民党政府也被各种政治力量接受为唯一的中央政府；原本混乱黑暗的农村逐渐变成了先进的抗日根据地”。（注：刘大年：《抗日战争和中华民族的统一》，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民族主义思想在抗战时期呈现出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态势，本文拟对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和特点作一初步探讨。 抗战时期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渊源之一 民族主义思想最初发轫于17世纪的西欧，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真正现代意义之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出现却是20世纪初的事情。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虽不是中国传统文顺利发展的正果，但是，我们考究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却不能不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蒋介石从小就系统地学习了“四书”、“五经”，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已深深扎根于他的脑诲中，并对他日后的政治、文化观点，包括民族主义思想之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导向作用。 严格地说，中国古代历史上不曾有过真正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因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与现代意义“国家”的涵义是大相径庭的。现代意义的“国家”往往由民众的意志决定，民众对国家的操纵是通过民族精英来实现的。这样，民族精英的任何政治运动都必须符合广大民众的意志。普通民众成了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他们为民族精英提供了充足的社会资源。而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国家”是天下、邦国、家室的总称，君与国没有区别，“家天下”被视为正常的国家制度。因此，中国古代国家学说论及的大多是治国之道，天授君权具不可质询性，国家的合法性也来源于不可知的天意。由于缺乏完整意义的“民族”、“国家”概念，在古代中国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的民族主义。 中国古代典籍中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却产生了感染力极强的“大一统”、“天朝上国”、“夷夏之辨”等民族思想。当时中国人常以“礼仪之邦”、“神明之胄”标榜自己，而傲视其他国家和民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自我优越感和华夏文化优越论。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人们认为华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只能以华夏文化同化其他文化，切不可反其道而行之。正如梁漱溟所说：从历史上看，“总有一种奇怪的事情，即侵略中国之民族，武力虽胜了中国，强并了中国之土地，但在文化上是不能战胜中国的，终为中国文化所同化，而服膺于中国”。（注：梁漱溟：《对东省事件之感言》，载《大公报》1931年10月7日。）这种华夏文化优越论在蒋介石思想中烙有明显的印记。在他看来，“我们祖先的一切创造和文化，都要比同期的其他国家高尚而伟大，现在的贫弱的现象是丧失了创造力的缘故”。（注：蒋介石：《建国运动》，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7年5月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册，第6页。）因此，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倡导恢复民族固有精神文化。 除此之外，儒家自孔子以来便有一种强烈的人世精神，这种精神为许多近代知识分子所推崇。王阳明和曾国藩当为这种人世思想的集大成者，而蒋介石历来十分推崇王阳明、曾国藩，尤其是他们的经世思想和经世之举。这种人世致用、经世思想正是促使青年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出生人死的思想动力。所以，他发出了：“男儿唯以身许国，乃为无忝于所生”（注：蒋介石：《报国与思亲》，载《蒋介石全集（代序）》。）的感慨；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会有抗战时期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 （二）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是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又一重要渊源 晚清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曾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思潮，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其中非常有影响的一支。 在三民主义思想中，孙中山首倡民族主义。他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他批评中国历史上只有家族主义、宗族主义而无国族主义，因而呈一盘散沙之状。他告诫国人，要实现民族主义就必须首先认清中国的“次殖民地”国情，知趾而后勇；同时还必须恢复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并兼学“欧美之所长”，（注：孙中山：《三民主义》，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1、127、121、210页。）在此基础上实现以“五族共和”为核心的国内各族大融合。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另一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反帝。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他把民族主义阐释为“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族一律平等”。（注：孙中山：《三民主义》，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1、127、121、210页。）除此之外，他还强调：“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之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注：孙中山：《三民主义》，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1、127、121、210页。） 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反帝和发动民众等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早在民国元年，蒋介石就在日本发表《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巴尔于影响中国与列强的外交》等文，且已经意识到俄、日、英将是中国的三大敌人。大革命时期，他又提出“帝国主义不倒，中国必亡。中国不亡，帝国主义必倒”的观点，并将“实现民族独立，集合全民族各阶层的力量，把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扶持起来，排除一切的侵略和压迫，造成完全自由、独立的国家”（注：蒋介石：《建国运动》，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7年5月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册，第5页。）放在建国目的之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