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4)03-0098-10 19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尽管人们渴望公共租界依然能为所有逃避日本占领军残酷统治的人提供一片安身的乐土，但孤岛还是成了动乱之地。前上海工部局属下的英美行政当局已根本无法抵御日军的苛求，日本军队行将进入并占领公共租界。在爱国情绪的激励下，上海市民不得不把孤岛作为发起抗日运动的基地。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利用租界来进行抗日宣传，收集情报，获取军事物资，密谋暗杀，进行抗日的神经战。在汪伪警察的协助下，日本人也以牙还牙，大肆报复。尽管号称中立，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实际上成了各方争斗的战场。在这场城市战争中站在最前列的是国民党情报机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的特工人员。军统的首领便是在重庆的戴笠将军，戴笠发誓绝对效忠于蒋介石个人，西方的媒体有时将他称为“中国的希姆莱”。为了恐吓投敌分子，从1939年到1940年间，军统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暗杀汉奸行动，其主谋就是戴笠。 回顾民国历史，戴笠和军统组织可谓是两大背景下的产物，它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内战的产物，也是中日战争的产物。军统，行动诡秘，令人生畏，是蒋介石对付政敌的利器，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热衷于揭露的对象，也是左派进行反国民党宣传攻击的靶子。然而，有关戴笠和军统在抗战时期的史料在60年代前并不多见，自60年代起，海峡两岸开始出版大量个人的回忆录和史料集。在冷战的氛围下，留在大陆的前军统成员受共产党之邀所撰写的回忆大多对自己的这段经历加以谴责，而他们在台湾的老同事却发表回忆录对军统的历史加以颂扬。这些资料描绘了军统中的重要人物，构画了军统的组织机构，讲述了军统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探讨了军统在国民党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可以想见两岸发表的东西大相径庭，或褒或贬，黑白分明。然而，这些相悖的叙述所惯用的语言却极为相似，他们所用的语言源自《三国演义》和《水浒》之类的通俗古典历史小说，以此来描述他们所想象的抗战历史。用这样的语言所描述和想象的军统历史意义何在？军统组织和人员在抗日战争中起过如此重要的作用，而他们利用这段历史又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怎样才能帮助我们把握上海街头国民党抗战的性质？本文试图通过审视1939年这一关键时刻的军统历史来回答上述问题。当时，敌对的特务头子正企图赢得军统特工的效忠而与戴笠较劲。他们用历史小说豪侠之风中仁义忠孝之类的语言来激励无名的特工进行生死之战。 戴笠和军统的创建 戴笠首创军统，他白手起家，使之成为个人权力的强大据点。与此同时，这位将军自视为蒋介石的个人工具，利用军统为其主子和领袖的意志服务。这样，戴笠所创建的组织就存在着一种根本的矛盾，这是一个权力极大的机构，在民国政治中举足轻重。同时，这种权力来自戴笠对蒋介石个人权威的绝对依附和效忠。戴笠与蒋介石的关系始于1924-1925年，当时，祖籍浙江江山的戴笠来到广州，被黄埔军校六期录取。在军校，他受到中国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任命的校长蒋介石的训导。在以后的岁月里，戴笠把自己既看作导师蒋介石传统意义上的弟子，又把自己视为近代革命党最高领袖的政治追随者。在创建军统时，戴笠既运用流行的儒家的忠义观，也引进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在军统的训练计划、组织规则和个人准则里打上其特定的印记，使军统的纪律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结合起来，在军统内部培养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戴笠的情报工作始于20年代中期孙中山去世（1925年）后的岁月里，当时他是黄埔军校的士官生。孙中山的去世引起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权之争，最终导致了国共联合这一脆弱同盟（1923-1927年）的分裂。这场争斗也使黄埔和广州成为政治竞争的热土，在这场争斗中，可靠的政治情报机构自有其可贵的价值，而这正是戴笠所热切追求的。 从一个独立的情报人员到一个专业的特务部门头子，戴笠的转变发生在30年代初日本军队占领满洲之后。1932年初，一批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出于爱国激情创办了力行社，旨在促进国民党的改革，使中国政府更为强大。他们宣誓遵守党的纪律，无条件地效忠于蒋介石。力行社组建了以戴笠为首的特务处。1932年，在南京近郊的富有象征意义的中山陵，蒋介石亲自将这项任命授予戴笠。蒋以黄埔军校前校长的身份教导戴笠在组建特务处时不妨读读《三国演义》和《水浒》这类传统的历史小说，以便从中得到启发。戴笠立刻明白这项特殊的任命生死攸关责任重大。（注：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2卷本），台北，国防部情报局，1979年，第1卷，第316页。）他向蒋介石发誓：“从今后雨农将置生死于度外，为完成我们的使命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如若失败，甘愿被领袖处死。”戴笠的部下常把他的誓言与战国时燕国的刺客荆轲相比，荆轲临行时对焦虑不堪的燕太子丹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21章，第316、349页。）从此以后，尽管特务处从克格勃和盖世太保那里借鉴行动方法和组织技能，特务处的成员却从不把自己视为社会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戴笠坚持必须建立与忠孝仁义传统信念相吻合的组织体系，用中国式的语言来表述这些观念，他对部下说：“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我们的同志以仁义而相聚，我们的关系以互忠互信为纽带。”（注：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传记文学》第38卷第1、2期，1981年，第44、45页；刘培初：《浮生掠影集》，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第58、59页。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台北，国防部情报局，1979年，第314、323页。）特务处的核心组织为蓝衣社，由“十人团”组成，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六期同学。从1932年到1937年，这些老同学在戴笠的领导下，靠一笔经费在南京一个特别的办公室里共同生活。他们把这当作家庭的延伸，大家都是结拜兄弟。这个团体带有平等主义色彩，戴笠虽然是领导，也不过是平等兄弟中的一个带头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