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根据地、沦陷区皆面临着十分紧迫的军需民食问题，如何妥善、合理地处置战时粮食问题以赢取战争，已为时人瞩目的焦点。根据地、沦陷区因政权性质不同出现了两种迥异的粮食政策，其结果已有公论。（注：参阅：李分建《抗战时期中共粮食政策述略》，《文史杂志》1994年第4期；张秀丽、封学军《1940-1942年国共粮食政策比较分析》，《延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刘志英《汪伪政府粮政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张忠民《战时上海的米粮统制(1937-1945)》，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须说明，张忠民先生的论文对本文构思颇有启发，谨致谢意。）而国统区，目前学术界仅有两篇文章对此作了有益探索（注：这两篇文章为：陆大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问题及国民政府的战时粮食政策》，《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金普森、李分建《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笔者读后颇受启发，综观两文皆从宏观上、侧重于国民政府粮食政策法规演变的分析，但未能对其实践运作详为考察，而且，各地的情形亦有很大差异。鉴于此，本文拟以1937年—1945年广东国统区粮食市场管理为个案，以此窥视自由经济向战时统制经济转型中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的某些端倪。 一 战前的粮食市场及其管理 广东地处季风著称的亚洲东南缘，因其纬度低，深受海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形成了高温多雨的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加之遍及境内的冲积平原、三角洲和山谷低地，“尤其是河流冲积的地区，位于江河海滨，水利既充足，土壤又肥沃，自更属理想的稻米种植区”。（注：桐茂：《广东的地理环境与广东的民食问题》，《中国经济》第2卷第1期，1934年。）早在宋时，广州米已远销今浙江、福建等地。（注：吴郁文主编：《广东省经济地理》，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然而明中叶后，广东缺粮的迹象日趋显露，至清初，“东粤（广东）固多谷地也，然不能不仰资于西粤（广西）”，这与当时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和非生产性城镇人口的增加不无关系。（注：广东历史学会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11页。）及后，缺粮的态势非但未有扭转，反而愈加严峻，这又与18世纪末人口急剧膨胀和19世纪中叶海外市场对广东生丝、蔗糖需求大增而导致粤民废稻艺桑植蔗密切相关。（注：连浩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广东米荒问题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而民初，因战争频仍政治腐败，其缺粮局面更是有增无已，“并非无生产能力，以求自给自足，即使超过自足之数，以谋盈余，亦非并不可能事；不过数十年来，农业迄未整理，加以天灾人事种种影响，致有今日之结果”。（注：《广东粮食统计》，广东省政府秘书处1933年编，第227页。） 从广东米粮生产与消费的对比，我们可知战前其粮食生产已陷入不敷自给的窘境：据1935年省农林局估计，广东每年粳稻产量为107581559担，糯稻5464390担，总计每年稻谷产量为113045949担（注：李振院：《当前广东的米食问题》，《农声》第205、206期合刊，1937年。），这是以谷为计算单位。由谷碾成白米，应以67%折算（注：陈启辉：《广东土地利用与粮食产销》（下），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1册，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印行，第25984页。），则广东每年所产米粮约为75740785担。而据省统计局调查，当时全省人口约为32958528人，以每人每日最低消费12两计算，年消费米量则为90223970担。（注：梁光商：《战时增加广东粮食生产的方策》，《农声》第215、216期合刊，1938年。）由此推算战前广东每年米粮缺乏数约为14483185担。实际的缺乏数，亦可从入超的米粮数字加以实证。据海关统计，1932-1936年广东平均每年输入洋米为10317211担，国米2074050担（注：笔者据上海总税务司：《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1932-1936年）有关广州、汕头、九龙、拱北、江门、三水、琼州、北海及梧州部分的数字整理而得。），而土米输出仅为251947担。（注：《广州之米业》，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38年版，第2页。）这样，广东平均每年米粮入超12139314担。可见，广东每年缺米数约在1200余万担至1400余万担之间。 战前广东市场上交易的粮食按其来源可分为国产米和进口洋米两种。国产米又有土米与外省国米之分。土米主要由商贩自行经营，除供应当地民食外，多销往广州，间有出口，不过为数甚微，其输出多在深圳、石岐等毗邻洋界之处。（注：《广东工商业——米》，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国外贸易委员会1934年版，第16、22页。）外省国米主要源于长江流域的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地。粤汉铁路竣工前，国米输入向以皖米最多，桂米次之，湘赣之米较少。迨其通车后，湘米则跃居首位。1936年广东全年输入国米量，湘米约占50%，皖米、赣米、桂米、江浙米各为20%、15%、10%、5%。（注：桐茂：《广东的地理环境与广东的民食问题》，《中国经济》第2卷第1期，1934年。）进口洋米多来自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和缅甸，称为安南米、暹罗米或仰光米。安南米约占每年输入总额的60%，暹罗米30%，仰光米10%。（注：《广州之米业》，第38页。）战前广东粮食流通、消费的外向型市场特征以此顿显，诚如时人所言：“（广东）民食饱饥之程度，须仰外人鼻息者，实缘于自己生产不足，不能自主，价格为人所操纵故。”（注：符泽初：《广东米荒与救济》，新生路月刊社1937年发行，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