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4)03-0158-11 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关心民瘼”的优良传统，具有强烈的家国兴亡的使命感，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关头，救亡与变革的的共同信念就会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结成统一战线，协力搏击。但是，由于各自社会经历、知识结构以及接受新事物能力等差异，又使他们产生分歧乃至截然对立的思维观点，导致最终分道扬镳。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分化与嬗变就是一个显证。论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分化与嬗变，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正确认识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贡献，并且得到有益的历史启示。 一 开展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始于19世纪。每个学者研究角度各不相同，观点纷然杂陈。我以为，西方学者中，曼海姆的见解具有代表性，他在著名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不从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乃是因为他们恪守着知识和思想的信念，自觉地承担着社会发展的责任。”这表明：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诸如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用曼海姆赋予知识分子的特定含义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颇有许多相似之处。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向以儒家思想为知识的核心，兼采道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诸家和后来传来中国的佛学。“儒治学、道治身、佛治心”。由于儒家思想核心是“明道救世”，所以在这种传统熏陶下，中国传统型的知识分子不但讲究个人才德修养与培育，更强调如何以一己既成之才德，任重而道远地具体实施于现实社会之中，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产生的一批知识分子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先揭示“士志于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注：《论语·泰伯》）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塑造产生重大影响，孔子也怀抱“仁政礼治”的治国方案，一车二马周游列国。墨子也是古代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他对民众疾苦有着异乎寻常的终极关怀，他猛烈抨击当时“国相攻”、“富侮贫”、“贵傲贱”。为了宣传这些主张，也是仆仆风尘率领弟子四处游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注：《孟子·尽心上》） 从《礼记·大学》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北宋思想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经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明末清初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强音，都是古代知识分子关心民瘼的真实写照。 当中国的历史演进到近代以后，伴随着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社会化生产方式的出现，科学技术逐步转变为生产力，近代人愈来愈重视知识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产生了近现代新型知识分子。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具有与古代知识分子所未有过的新的特征。 在知识结构方面：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伴随着近代新式工矿企业的兴办，新学堂的开设，留学生的派遣，以及一些西方图书的翻译，等等。近现代中国，西学东渐，改变传统知识分子治学所重在先代圣贤的经典早已明示的各种谟训和教条，中西会通，他们知识体系转向开放型。 在价值观念方面：他们更面对现实，富于思考与创造性。知识的不断积累与扩大，见多识广，使他们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起了变化。他们否定宗法统治，向往个性自由，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人”的意识的初步觉醒，走上了与传统卫道行道效忠于一人一姓的君臣大义的旧知识分子相异的道路。 在心理特征方面：从安定型转为焦虑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浓烈的自我满足、自我陶醉感，自认为中国是天朝大国。鸦片战争以来接踵而至的丧权辱国的耻辱，都极为痛苦地刻印在他们心中，强烈地震撼着他们，使他们心中充满了强烈的紧迫感和焦虑感，纷纷投入政治运动，或者投笔从戎，或者留洋出国，苦苦探索救亡自强、振兴中华的方案和道路，不惜牺牲性命。 尽管五四前夕的知识分子具备了这些新特征。然而，笔者认为，他们毕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受过传统知识滋养与熏陶，而且经过累代师承，自然塑造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面貌，形成了稳定的性格与风范，即它是入世的面对现实的，而不是出世的逃避现实的；它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尤其是在社会动荡、民族危机的年代更加明显。我们发现，与古代知识分子相比，他们的爱国思想有很大的变化，即他们的立足点是力求使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免遭帝国主义侵略和蹂躏，同古代爱国一般以维持汉族政权职志的观念比较，确有大的进步，他们自信地把挽救民族国家的义务毫不置疑地担在自己肩上。特别是当我们把眼光统摄到五四前夕外侵内腐、多灾多难的中国时，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他们不为“恶社会所征服”，不“逃遁恶社会”，他们自发地产生了挽救民族危机，振兴中华，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和责任感，他们要奋发进取，要求变革社会。李大钊在《青春》中写道：“吾之国族，已阅长久之历史，而长久之历史，极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败者，又宁容讳？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辨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注：《新青年》第2卷第1号。）周恩来曾回忆说：“自己和大家一样，接受过旧教育，后来因为看到民族危机，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参加了革命。”（注：丁守和：《周恩来的早期革命活动和思想发展》，《中国现代史论集》，中国社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