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可能是二十世纪最重视文化的政治家之一。在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中，第一卷的开篇和第八卷的终篇都是有关文化的文章。“以‘文化’始，以‘文化’终，对于《毛泽东文集》的编选者来说，自是偶然之事。但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在一生的探索中和文化课题结下不解之缘，却是事实。”（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这样一个决定性地塑造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历史人物，理所当然地是现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我一直有一个感觉，与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极端重视和广泛研究相比，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研究相对单薄。毕竟文艺只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讲话》也只有纳入到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整体之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中国革命发生在西风东渐的“后五四”时代；革命直接从苏联取得理念资源和实践示范；革命以农民为主力军——从而，近代西方文化、苏联革命文化、中国农民文化构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主要资源。以改造中国的革命理想为主导，根据不同的时空环境与政治需要，有选择、有重心地提取、配置、转化、活用这三大资源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生成和演变的过程，对于像毛泽东这样乾纲独断、主宰了中国文化生活几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很具有研究的价值，但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来看，1956年提供的启示最为重要。 青年毛泽东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1912年下半年的自修期间，“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7页）“五四”高潮中，毛泽东受到《新青年》和陈独秀的深刻影响，完全赞成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不间断地阅读京、沪、湘的日报，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还直接参与过学生活动，其风华正茂的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接触并部分认同西方近代文化最多的时期。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其暴力革命的生涯之后，毛泽东陆续创造出一整套“改造世界观”理论和实践，坚决告别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文化：“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他把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文化当做建立革命意识形态的前提。1943年2月，彭德怀在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民主教育在今天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由于敌人正利用一切力量维持中国残余的封建势力，作它的统治工具，我们进行民主教育也是为了抗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所谓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居住、迁徙、通信以及处理自己生活的自由。……所谓平等，在目前主要是不分阶级、民族、职业，在政治上其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所谓博爱，是使人与人之间巩固团结，加强抗日力量、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我们今天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有限度的，是要青年有抗日自由，妇女有婚姻自由，一般人能够自由地发挥他们的智慧，使广大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经济上能够逐渐削弱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减轻人民负担，提倡博爱精神，反对人打人的现象，这些就是民主实质。根据上述精神，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在文化教育上，目前要进行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291页）对此把近代精神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观点，毛泽东不但当时就致信反对，还把它列为1945年以批彭为主题的“华北会议”的重要议题。尽管毛泽东思想可以部分地与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但作为整体的西方近代文化基本上没有有机的融化到中国政治家的思想整体之中。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革命的一整套意识形态直接来自苏联。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由陈独秀、瞿秋白等演绎和叙述，但从1925年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开始，毛泽东就根据苏联模式着意建立一套制度来统一和强化政党的宣传体制，从延安初期如饥似渴地学习从俄文翻译进来的唯物辩证法论著到对《联共党史》称赞推崇，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有鲜明的斯大林主义的烙印，整风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中，六个外国文件中有五个是斯大林的著作。但正像他在1920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只取其“阶级斗争”四个字一样，毛泽东越来越善于在苏联的理念、口号、政策中补充中国的实际内容，从没有被苏联教条束缚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为我所用、取其所需是他对苏联文化的基本态度。江西时期的文化思想和实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有关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认识，以及有关方针、政策的制定；二是对新型的道德价值观和精神作风的倡导；三是在反映、表达和传播上述思想内涵的过程中，形成和创造的方式、载体。在这三个方面，毛泽东都反对本本主义，坚持从他所认识的中国实际出发，利用传统农民文化形式创造革命新文化。江西苏区浓厚的“俄化”气氛，如“列宁小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工农红军赦西史大学”、“列宁师范学校”、“苏联之友会”等是博古等留苏学生到来后营造的，是当时“王明路线”在文化思想上的反映。而这个时候，正是毛泽东政治上的失意时期。严格地说，就是在中国革命最需要苏联帮助的时期，苏联革命文化也没有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扎根。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概念：“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此后次第展开的整风运动就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清理中国党内俄化了的“教条宗派”。1940年3月，当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说张闻天是中共的理论家时，毛泽东当即反驳：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他后来说，“整风实际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过程，就是中国革命摆脱苏联模式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文化、扩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这从“马列学院”先后改名为“马列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即可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