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4)06-0036-05 在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逆流中,有一种谬论甚嚣尘上:他们故意编造出南京大屠杀没有早期传播,是事后制造出来的假像,以混淆视听,从而达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罪恶目的。其代表人物东中野修道在《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中,即对大量早期报道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书刊、文章视而不见,而以该暴行“没有出现在上海的英文杂志上(支那事变一周年专集)”,“在《抗日军政大学动态》中也没有登载”(注:[日]东中野修道著、严欣群译:《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等随意性的攻击,否定南京大屠杀早期传播的存在,并进而否定南京大屠杀事实本身的存在。 事实证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攻击南京的日军便在南京及其近郊开始了有计划、有预谋的大规模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古城南京,一时血流成河,火光冲天,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通过中外新闻媒体、西方驻宁侨民和机构,以及国共两党等各种渠道的共同努力,差不多与日军杀、烧、淫、掠的暴行同步,其暴行的真相被迅速披露。侵华日军的这一暴行,震撼了全中国,震惊了全世界。本文拟对南京大屠杀真相早期传播的渠道、功能,作一扼要论述,并作出相关评价。 英美记者:最早向世界发出快讯 英美等西方国家记者,利用“第三国”人士的有利身份与地位,最早向世界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于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三天,就于12月15日刊登了该报记者A·T·斯提尔发自南京江边“奥湖”号军舰上的报道。斯提尔称:“离开南京之际,我们最后见到的场面是一群三百名中国人在临江的城墙前井然有序地遭处决,那儿的尸体已有膝盖高”。(注:陆束屏汇编辑译:《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另一名美国记者F·提尔曼·杜丁于12月17日从“奥湖”号军舰向《纽约时报》发出特讯,客观报道了发生在南京的悲惨事件。该电讯称:“屠杀平民的现象极为普遍。星期三(按为12月15日)外国人在全城四处走了走,发现每条街都有死难的平民。他们当中有的是上了年纪的老汉,有妇女,也有儿童。”“日军的抢劫已经达到洗劫全城的程度。几乎每一座房子都被日本兵闯进去过,并且经常在军官的眼皮底下随心所欲地抢东西。日本兵还逼迫中国人挑运他们抢来的物品。”(注:陆束屏汇编辑译:《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7页。)随后,《纽约时报》在1938年初,又对南京大屠杀作了进一步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记者杜丁对日军的暴行作出了无情的揭露和正义的谴责。杜丁估计,在被围困、遭歼灭的3.3万名中国军队中,“约有两万人遭处决”。他认为:“日军攻占城市后的屠杀、强奸、掳掠似乎都属于一个更加野蛮、已经消失的时代。”他还进一步评论说:“对于日军,攻占南京具有至高无上的军事和政治意义。然而,他们的胜利都由于野蛮、残酷、集体屠杀、俘虏、掳掠全城、强奸妇女、虐杀平民和肆意破坏而黯然失色。这些丑行将成为日军和日本国家名誉上的污点。”(注:陆束屏汇编辑译:《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105页。) 英美记者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时间早、信息快,涉及到暴行的方方面面,立场比较客观。正因为如此,这些报道,使全世界首次听到了这一令人震惊和恐怖的声音。同时,在这些报道的字里行间,充分表达了报道者对日军暴行的谴责和对无辜中国人民的同情。正是这些报道,帮助开创了中国人民“得道多助”、日本侵略者“失道寡助”的战争新局面。 但是也必须指出,这类英美记者的报道,大多属于记者个人的所见所闻,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对于受害者人数的统计上,它只能代表事件全局与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能成为完整的界定。同时,正由于这些报道问世较早,南京大屠杀尚在进行之中,因而其内容也只能是南京大屠杀暴行中较早出现的那一部分。 中国报刊:发表对难民的独家采访 中国多家新闻、出版单位报道了从南京逃出的难民们的亲身见闻。汉口《大公报》于1938年7月将南京某文化机关职员李克痕亲身感受的“南京大屠杀”公之于众。李氏揭露:“敌人攻入南京后,抢、烧、奸、杀,是同时进行的。中华门、通济门、光华门一带,遭敌人屠杀更为惨痛,百姓死者不知其数,就是年迈的老人,也不能幸免,大街上尸身横躺竖卧,血流满地,暴露日久,有些被狗吃了,肚肠拖地,尸首不全,真是惨不忍睹。敌人又到处纵火焚烧房屋,尤以中华路、太平路、夫子庙等处为甚,烧得片瓦无存,往日是繁华街市,今日都变成一片废墟,残瓦颓垣,真令人触目伤心”(注:李克痕:《沦京五月记》,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差不多与此同时,《宇宙风》杂志刊登了记者林娜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文章《血泪话金陵》。文章通过一位从南京逃出的覃姓难民的叙述,真实披露了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犯下的累累暴行和红
字会等慈善团体对遇难同胞尸体的收埋。那位难民说:“他们一面检查,一面杀人,全南京堆积着的都是尸骸,后来由红
字会出来招工人去掩埋尸骸,我也是那时被招去的。开始是到富贵山一带去埋,每一坑二百人,尸骸都是老百姓,他们的手被用铁丝反绑着,在无情的机关枪炮火底下死亡了。埋完了又被调到南门来,这儿的尸骸都是被刀刺死的,每人至少有十几刀。”(注:林娜:《血泪话金陵》,《宇宙风》,1938年7月版,第71期。)1938年8月,《西京平报》连载了南京守军营长郭歧在南京安全区内避难三月的见闻,详尽而系统地向世人揭示了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的野蛮暴行。文中的标题即令人触目惊心:“十余万可怜的同胞皆作了机枪下的鬼”,“十二岁的女孩至八十岁之老婆婆皆在奸淫之列”,“空前的大焚烧”,“兽兵的囊括”(注:郭歧:《陷都血泪录》,石安《西京平报》,1938年8月连载。)。1938年8月还在武汉出版了军医蒋公穀所著《陷京三月记》。蒋氏在南京沦陷后,隐匿于城中两个多月,耳闻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种种惨状。该书以日记体形式,按时间顺序,记述了日军在南京的血腥暴行。《陷京三月记》中对日军的大规模集体屠杀,记录尤详,内称:“在下关方面不及退却之我军,当场被杀者约有万计,道路尽赤,尸阻江流。被俘于麒麟门一带四千余人,无饮无食,每日倒毙者恒四五百人。现在三汊河一带被沉之忠魂尸体,尚不计其数。在城内,有大批保安队,约四千余,以及每日搜捉之壮丁民众,被认为战士者,每日必有数千,均押赴下关,使其互为束缚,再以机枪扫射,不死者亦掷以手榴弹,或以刀刺迫入地窖,或积叠成山聚而焚之。被难者踪跳悲号,惨不能状,而兽性敌人犹在旁拍手引以为快。城内各池塘及各空宅,无一不有反缚被杀之尸体,每处数十百计不等。”(注:蒋公穀:《陷京三月记》,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