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4)05-0029-03 纵观10多年来学术界关于张闻天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对他的党政关系思想或只是蜻蜒点水，或涉及不多。而他关于党政关系规范化的论述，对于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拟就这一方面作一探讨，更客观、全面地层现这位”成就卓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石仲泉语） 一、万绿丛中一点红：党政关系规范化思想的提出 张闻天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矢志不渝。即使被庐山会议那场飓风刮下政治舞台，身处逆境的他依然关注党和国家的命运，思考着党政关系问题。他对亲属们说：“书可焚烧，书可禁读，但禁不住写书人的思想波涛。”在流放肇庆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以年逾七旬的病弱之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肇庆文稿”。其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1973年9月20日）、《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1973年12月8日）、《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1973年12月8日）等，对正确认识和处理党政关系作了富于启迪性的论述和阐发。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执政地位。国家政治生活中党政关系问题凸显。在建国初期，受政治环境和民主建国思想的影响，曾在党内酝酿过党政分开。1950年，周恩来在中央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指出：“由于过去长期战争条件，使我们形成了一种习惯，常常以党的名义下达命令，尤其在军队中更是这样。现在进入和平时期，又建立了全国政权，就应当改变这种习惯。”但一方面由于强大的制度惯性（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渐形成和造就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由于面临肃清残余敌人、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由于面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繁重任务，出于巩固政权和政治权威的需要，一个权力集中的指挥中心成为必需。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成功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卓越功勋和崇高威望。这一切使得党没有能够改变“这种习惯”，在党政关系上，权力逐渐向党的系统偏移，特别是1956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权力运行机制。1958年《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政、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规定：“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这样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走到国家政权的前台，党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执政党代替政府和市场成了资源配置的主体，对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实行一元化领导。到“文革”时期，有党无政，有党的政策而没有国家法律的极端行为充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严重窒息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 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非但没有强化自己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反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然而，疯狂年代的人们，清醒者寥寥无几，更多的人仍迷信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并将是否承认党的一元化领导视为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领导的标志。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肇庆潮湿的陋室里，张闻天凭着精深的马克思主义造诣和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运用列宁关于党政关系理论，阐明了执政条件下的党与国家政权的辩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党政关系规范化：党领导国家政权，但不能包办代替国家机关工作。 二、“应然”的党政关系：规范化 许多学者认为，张闻天当时提出的“应然”的党政关系是党政分开。笔者不能认同。朱光磊先生也曾指出党政分开，“是一个形象化的概念，在逻辑上、文字上都并不严密，容易引起误解。”笔者认为，“党政分开”在中国语境中容易造成对张闻天党政关系思想理解上的模糊和混乱。张闻天认为，在党政关系上“容许党政结合。……，不能因此否定区别。”在张闻天眼里，党政关系是无法用党政分开或党政职能分开完整地表达清楚的。故笔者以为，张闻天其意所指是党政关系规范化。 首先，党政关系的主体。在张闻天的视野中，“党”是指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政”是指国家政权，包括两个层面：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因此他认为，党政关系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人会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 其次，执政党与国家政权在宏观层面上的内在一致性。张闻天认为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是党和非党组织中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共产党必须对国家实行领导，必须执掌国家政权。“党没有国家，或国家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从现代政治学考察，政党是以夺取、掌握或参与政权为目标的，这也是政党区别于利益集团及其他一般性社会团体的根本特征所在。因而，在现代社会中政党与政权有着天然的关系，亦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已执政的条件下，党政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张闻天指出：“党领导着我们的国家，我们国家的一切决定、命令和法律，都必须得到党的相应的指示，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党的专政”。 再次，党政关系规范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张闻天看来，宏观层面上党政关系是不可分的，但是从中观和微观层面看，党和国家政权必须在职能和载体上进行合理分工。他认为：“因为强调党的绝对领导，而主张党要‘包办代替’，主张党政不分，显然是不妥当的。”针对50年代后期日益强调的一元化的权力运行结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由党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使国家机关的工作流于形式和表面文章，那一切关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语，就只能是纸上谈兵。”进而，他又严肃地忠告道：“任何企图以少数人的活动，即使是最优秀的共产党人的活动，来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使国家机关成为党的附属机构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也一定会是徒劳无功的”。这些切中时弊的批评和语重心长的忠告明确地阐明了党政关系规范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个批评是在70年代党的一元化领导盛行的年代提出的，我们不能不折服于张闻天深邃的洞察力和理论勇气；这个忠告与20年后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惊人一致，我们不能不再一次折服于他的政治远见和理论胆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