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4)-02-0044-07 反对高饶阴谋活动的斗争是建国初期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此，《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有一个结论：“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页。）这就充分肯定了这场斗争的必要性、斗争的性质以及对高、饶本人的定性。本文根据所能看到的一些新材料，对“高饶事件”中的几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高饶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 1954年2月，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中指出：“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阴谋，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注：《周恩来同志在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1954年2月25日）。）也就是说，“高饶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第一，从根本上说，是高、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极度膨胀的恶果。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性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全面铺开，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区域性执政党转变为全国性执政党的过程中（注：李君如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才成为执政党的，由于独特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内执政这样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进程。参见《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3页。），高岗等人忘记了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使命，居功自傲，个人主义思想极度膨胀，把追逐个人权力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高岗在东北掌握大权后，政治野心日益膨胀，动起当独霸一方的‘东北王’、相机攫取更高权位的邪念”，他极力散布“东北特殊论”、“东北先进论”、“东北一贯正确”等论调，“在政策执行上也强调‘情况特殊’而自作主张，有的明显同中央政策不一致”（注：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第15页。）。对中央报喜不报忧，夸大个人的作用。对于中央各机关对东北地区工作的检查和批评，一贯采取仇视和对抗的态度，并禁止东北的党员向中央揭露东北工作中的缺点。东北全境解放后，作为东北党政军主要领导的高岗，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土改后农村新发展起来的富裕农民的政策上，存在‘左’的倾向。1949年5月，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了《中央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指出那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注：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30页。）。1950年初，刘少奇在同安子文的谈话中，对东北局部分领导把农村中新发展起来的、拥有三马一犁的中农当做新富农加以限制的做法，也作了批评。高岗对刘少奇的这些批评十分不满，阳奉阴违，背后搞了不少小动作，并伺机对刘进行报复和攻击（注：参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第731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1页。）。对薄一波转呈“东北一党员”来信，以及中监委和中财委在1952年8月派检查组调查鞍钢无缝钢管厂爆炸事故也大为不满，认为是薄一波专挑东北的毛病。“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注：《周恩来同志在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1954年2月25日）。）。当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和权利欲遇着更合适的机会和条件时，必然会孕育出罪恶的果实。 对此，毛泽东总结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方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注：转引自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第14～15页。这是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时加上的一段话。） 第二，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以及人事安排，要进行大的调整和变动，高、饶视其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可乘之机。 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还带有诸多战时色彩和一定的探索性质，新政权远未在常规意义上运转。随着经济恢复工作和民主革命任务的陆续完成，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也应随之转入正轨。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将各地方局的主要负责人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样，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于1952年底陆续来北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高岗的权力和地位明显上升，以国家副主席的身分兼任新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分管八个工业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家计委举足轻重，故有“经济内阁”之称。同其他进京的地方局书记相比，高岗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长。随着地位和权力的上升，高岗更加目中无人。据杨尚昆回忆，“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高岗不过是政治局委员，但有事商量时，他却通知让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去他那里，同其他与会者一道，坐候他出来主持会议。”（注：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第18页。） 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后，中央提出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1953年底，毛泽东向党中央提出，把中央的工作分一线和二线，以减轻自己的繁重事务，并打算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到一线工作，自己处在二线（注：陈明显：《晚年毛泽东》，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页。）。这就意味着中央的领导机构和相应的人事安排要有大的变动。处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中的高岗无时不在处心积虑地寻找攫取权力的机会，在他看来，这正是实施其篡权阴谋的绝佳时机，高岗也正是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些“机会”，大肆进行阴谋活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