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4)02-0112-07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总路线、时代条件以及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功过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论战对当年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中苏论战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苏论战始发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理论的提出。1958年上半年，苏联企图控制中国，要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在遭到中国严词拒绝后，中苏两党的分歧逐步扩大。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停止向中国提供研制核武器的技术。9月，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塔斯社不顾事实，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赫鲁晓夫还在众多场合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内政，致使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表面化。此后，争论不断升级。1963年，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之争已趋白热化，进入公开大论战阶段。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论战仍持续了一年多时间。1966年以后的20多年里，中苏两党虽然没有公开论战，但分歧依旧，两党、两国关系长期处于破而不裂的状态，直到1989年才恢复正常。现在看来，中苏论战对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破除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迷信，更加明确了必须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新中国诞生后，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1955年底，通过对我国“一五”计划建设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思想。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暴露了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众多失误。这对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起到了警示作用，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了”。[1]1956年2～4月，在中共中央多次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议上，毛泽东一再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并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2]可见，中苏论战的爆发，对中国共产党人起到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作用，为毛泽东等领导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促进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就有了对待党内犯错误的同志和对待敌人应采取不同斗争方式、国营工厂和私营工厂内的基本矛盾是不同性质的矛盾等思想。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共中央连续开会讨论了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并于4月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中提出：“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3]1956年下半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罢工、罢课等事件，特别是波匈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警觉。毛泽东等认为，斯大林肃反扩大化、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波兹南事件等之所以发生，重要原因之一是当事者拿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讨论，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把两类矛盾的观点作为观察现代国际问题的‘根本立场’，首先提了出来”。文章“不仅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和使用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而且讲了这两类矛盾产生的原因和具体内容，还讲了处理这两类矛盾的方法，以及这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等等。”[4]上述两篇文章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就苏共二十大和苏共在处理波匈事件等的一些欠妥做法表明自己的立场和看法，其分析问题的基本观点成为毛泽东1957年2月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的重要内容。 第三，推动中国共产党加强了执政党自身建设。 吸取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危害的教训，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和邓小平在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都强调指出：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健全党的监督机制，反对突出个人和为个人歌功颂德，坚决杜绝和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党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制度在一定历史阶段得到了较好的贯彻。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认为苏联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已经严重“官僚化”，形成了既得利益阶层。今天看来，这一认识并不完全正确，但中共中央出于吸取教训的考虑，陆续提出并实施了对党员干部进行轮训教育、通过强化党的监察机关以加强对广大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有计划地交流各级主要党政领导干部等构想和举措，这无疑对加强执政党建设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