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4)01-00106-20 一 1965年初，越南战争达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美国约翰逊(Lyndon B.Johnson)政府一面开始向越南南方派出地面部队直接参战，一面对越南北方实施大规模持续轰炸的“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再发出警告：如果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行动继续升级，中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冒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危险，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然而，来自北京的警告却未能阻止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的升级。一时间，历史似乎又在重演：如同15年前曾在朝鲜战争时发生过的那样，中美两国似乎将再次走上兵戎相见之路。只是，这一次中美之间若真的发生战争，必定会使双方付出更大的代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于1965年春夏之际，通过公开与秘密、直接与间接的各种渠道，就越南战争升级失控所包含的危险问题，向美国政府传递了一系列警示性信息，要求美国不得将战争无限制升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美两国当时处于高度敌对状态，但在处理双边“信息传递”的问题时，却表现出了一种相似的两重性。一方面，双方都坚定地表示，将为各自的越南盟友支持到底；另一方面，双方又利用一切机会使对方认识到，己方真正的政策目标绝不在于任凭越南战事无限升级而导致与对方的直接军事对抗。在双方打交道的过程中，同公开声明中的咄咄逼人形成对照，在行动上（尤其是采取军事行动时）都表现出了某种谨慎与克制。事实上，根据现在已可看到的材料，中美两国决策者都为理解来自对方的信息作出了很大努力，并在己方战略制订过程中将对方的可能反应当作决策时必须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到头来，尽管越南战争自1965年春起便一再升级，而中美两国也分别向各自的越南盟友提供了人力与物力上的巨大援助，但朝鲜战争式的中美直接军事冲突却没有在越南重演。 在中外史学界，关于越南战争的各种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这段中美之间特殊的“信息传递”历史的研究却显得相当薄弱。（注：在英文论著中，尚未看到有关这一问题研究的专著或专文。在中国学术界，李丹慧曾发表过有关这一问题的论文（《三八线和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32-39页）。李文对有关史实作出了准确叙述，并对中美双方在朝战与越战期间信息沟通的特点及成败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但囿于条件限制，李文未能充分利用西方国家的有关解密资料，也未能对国际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作出回应。）其实，无论在理论与实证的层面，对这段历史都有深入探讨之必要。首先，它在越南战争乃至全球冷战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越南战争为什么得以保持为局部及有限战争，而没有演变为包括中美直接冲突在内的全面战争？在60年代美国一再将新中国界定为“最危险”和“最肆无忌惮”的敌人的情况下，为什么却在面对北京的警告时，竟愿意将越南战争的升级局限在相对有限的范围内？就同全球冷战的关系而言，越南战争为什么在实际上起到了限制冷战规模、而没有使其陷于失控的作用？显然，对于中美两国如何在没有正常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得以实现“信息传递”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寻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其次，这段历史又对理解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演变与转折有着重要意义。中美两国自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以后，便长期处于全面敌对状态。尽管两国间危机不断，却没有再次卷入如同朝鲜战争那样的直接军事冲突。这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对越战初期中美两国间“信息传递”的探讨会使我们看到，即便在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及利益追求严重对立的国家之间，仍然有可能通过有效的对话与交流，而使双方在并不认同对方意识形态——甚至并不认同对方很大一部分利益的合法性——的前提下，在“不与对方打仗”这一底线上找到与对方妥协的共识。面这种妥协的实现，又必定会使双方在相互看法中产生一种对于对方“信守诺言”意愿和能力的信心，从而为双边关系从敌对向着缓和的转变留下某种伏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越战初期中美之间特殊“信息传递”的实现，不能不同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走向缓和的历史进程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第三，对于这段历史的探讨，也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长期受到学界关注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国际冲突的控制，敌对国家间的沟通与联系，以及“以史为鉴”的可能性（注：在西方学者关于朝鲜战争的经验对于美国决策者作出越战决定影响的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Yuen Foong Khong,Analogies at War:Korea,Munich,Dien Bien Phu,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以及同一作者所著"The Lessons ofKorea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in George Breslauer andPhilip Tetlock,eds.,Learning in U.S.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1),pp.302-349.然而，在这两项研究中，作者对1965年初中美之间的特殊信息传递均未提及。关于决策者如何从历史经验（包括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经验）中汲取教训的一般性研究，参见Ernest R.May,"Lessons"of the Past: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Richard Neustadt and ErnestMay,Thinking in Time:The Uses of History for Decision-Makers(New York:Free Press,1986).）等等——有着密切关系。这一个案表明，即便在没有正常外交关系的敌对国家（或潜在敌对国家）之间，有效的沟通仍然能够减少因对对方意图的误读与误判而引起军事冲突的危险。它同时揭示，对于以往因对敌国意图误读及误判而产生的灾难性后果的记忆，将有助于决策者在既不向敌手示弱又不牺牲自身“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寻求避免重蹈覆辙的可能途径。（注：在这一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惠廷(Allen S.Whiting)的一系列研究。惠廷是国际学术界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他在上世纪60年代曾是美国国务院的情报分析官员，曾利用美国政府的一些内部文件并结合他本人的外交经历及学术经验，发表过关于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一系列专著与论文。见Allen S.Whiting,ChinaCrosses the Yalu: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New York:Macmillan,1960);idem,"How We Almost Went to War with China,"Look,vol.33,no.9(29 April 1969),pp.76-79; idem,The Chinese Calculus ofDeterrence:lndia and lndochina(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Press,1975),esp.Chap.6;and idem.,"China's Role in the Vietnam War,"inJayne Werner and DaVid Hunt,eds.,The American War in Vietna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1993),pp.7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