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底发生的西安事变，长期来人们已习惯于把它看成是抗战与妥协两种不同观念冲突的结果，是由妥协走向抗战的重要转折。近年，随着越来越多史料的公诸于众，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观点的基础有所动摇。本文认为，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是否抗战，而在于如何抗战，蒋介石与张学良、中共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两条抗战道路，即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观念上的冲突。 一 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及国内各政治力量间在对日抵抗态度上逐渐趋于一致。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越来越痛感日本侵略的巨大威胁，维护政权及民族的生存权利，成为具有浓厚民族意识的蒋介石无法忽视的任务。1934年，蒋介石曾做出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临到我们头上！……现在可供我们准备的期间，恐怕最多也只有三年。”[1](p.388)强调：“现在国家的长城已经为外人所占了，今后就是要靠我们全国的军人能够做国家的长城，我们要能尽到长城的责任，就务必随时随地用尽我们的心力、体力，一刻不停，丝毫不苟地来准备一切。”[1](p.448)次年召开的国民党五大上，蒋明确谈到，民族运动，“对外应向国际为吾民族求独立平等，对内应向民族为吾国际求自立自强”。两个方面“必须同时平衡进展，方有成功之望”[2](p.657)。 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继续加强对日抗战准备工作，在外交、内政、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军事等多方面均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改善与苏联关系，谋求与中共接触，政治解决中共问题；政府实施改组，将主张对日节节妥协者逐渐排除出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法币与英镑挂钩，加强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开展民族文化宣传运动，提高中国民族的自信力和凝聚力；1936、1937年度国防计划把对日抵抗列为最急迫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和规划；各地江、海防及作战阵地均开始着手整顿、加强，全国军队实行整编，提高、加强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尽力扩大武器装备生产，积极向国外洽购军火；加紧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尤其是西南后方根据地的建设等。所有这些，为后来的持久抗战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36年1月，蒋介石在与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见面时表示：“如果和平交涉不能成功，最后当然只有一战，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准备最后的牺牲，我们全国国民在这个危急的非常时期中，都应该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一致作最后牺牲的最大准备，才能达到我们和平的目的。……我决不怕战争，不过我要做有准备有计划的战争！我们和日本不战则已，战则必胜。”[3](p.108) 明示中国忍耐限度是国民政府对日逐渐强硬的明显标志。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有关最后关头的说法并不鲜见，但对“最后”的界限没有一个明确的限定，留下寻求妥协的活口和退路。1936年7月，根据不断变化的内外形势，蒋介石首次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退让限度做了较为明确的说明：“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2](pp.666～667)这一表态，向全国做了交代，不能不对国民政府产生一定的约束力。中共方面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变化，认为：“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4](p.109) 事实上，西安事变前夕，在中日间的一系列交涉中，国民政府态度已明显强硬，表明了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立场。张群曾谈到对日基本方针：“一切交涉，都要取一定的外交方式，不作枝节谈判，同时在军事上，自己竭力准备……如果能够调整，固然是我们的希望，否则惟有一战以求解决。”[2](p.664)1936年9月，蒋在主持处理成都、北海两案时，态度强硬，指示：“此时外交应目无斗（全）牛以视之”[2](p.673)，并要求：“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2](p.675)。随后，在国民政府支持、组织下，中国军队在绥远对进犯敌军展开反击，蒋在有关电文中，多次表示“不顾一切”维护华北主权，不惜与日破裂，准备做“任何牺牲”[2](pp.681～680)之意。正是由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大力支持、督促，傅作义率部取得了百灵庙大捷[5]。对此，中共内部也做出了积极的判断：“汤恩伯准备援绥抗日，南京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总观各方情况，目前时局正处在转变焦点，我应不失时机，善于运用，争取国内和平，转向对日抗战。”[4](p.159) 当然，当时国民政府对日强硬并不意味着其准备迅速选择对日全面作战，毕竟，中国是弱国，是处于被侵略的地位，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因应必然是被动的而不可能主动。因此，在准备抗战的同时，国民政府始终在寻求和平解决中日间问题的出路，始终在努力拖延与日本最后摊牌的时间，蒋介石更将这一方略比诸列宁的布列斯特和约[6]，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国民政府抗日准备和对日妥协往往并行的原因所在。而且，在政策的显性层面，更多显示的是其妥协的一面，这也是其政策往往不为舆论谅解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在将抗日准备主要定义为军事准备的前提下，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民众的抗日宣传相对忽视，甚至怕影响到其拖延策略的执行而持压制态度，对团结各地方实力派也没有表现出充分的的诚意。沈钧儒等谈到：“蒋先生在二中全会报告救亡御侮步骤与限度……在这个限度里面，尽可能的进行准备，我们是可以同意的；但是我们得再提出，除了这对外的限度之外，对内的停止内战和开放人民的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也是极端必须的。”[7]认为国民政府对日抵抗准备存在的重大问题，即在准备抵抗同时，没有最大限度地集中、发挥抗日力量，没有通盘考虑运用与实现全民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