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4)01-0066-06 一、研究概况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发生了巨大变化。1994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将俄罗斯联邦档案馆开放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重要档案资料编辑出版。至1996年，已出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7)共3卷，共公布了473份珍贵的档案文件，其中99%鲜为人知。1997年至1998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将此3卷翻译出版。这批档案文件公开出版后，在党史学界，尤其是在一些研究大革命史的专家学者中立刻引起反响。以此为契机，大革命研究开始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从1997年开始，最早接触到新公布的档案资料的研究者即开始发表相关文章。1997年在北京召开的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八次学术讨论会，2000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讨论会，2002年8月在湖北宜昌召开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20-1927)学术讨论会，2003年4月在海南三亚召开的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1920-1931)第九次学术讨论会，大大促进了研究者对这批档案资料的吸收和利用，使大革命史的研究出现了一批颇有见地的新成果。 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有关文章和四次会议收到的有关论文共约200余篇，其中有一些文章颇受研究者的关注。如杨云若的《斯大林对中国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杨奎松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唐宝林的《重评共产国际指导大革命的路线》、姚金果的《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肖甡的《关于苏联、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对北伐的态度问题》、曾成贵的《共产国际与上海起义指导方针的形成及其演变》、沈建中的《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吴明刚的《鲍罗廷在中国大革命中的功过评析》等。 值得注意的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党在大革命时期”这一编中，根据新公布的档案资料，对大革命时期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另外，由姚金果等人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也于2002年完成，这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利用新公布的档案资料写成的著作，书中分专题对大革命时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可以看出，大革命史研究正出现一种方兴未艾的趋势。相信随着研究者对新公布的档案资料的充分吸收和利用，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将会问世，从而推动大革命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发展。 二、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经过研究者不懈的努力，关于大革命时期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下面择其主要方面作一介绍。 （一）关于“党内合作”的方式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实现的。传统的观点认为，这种合作形式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是有利的。有研究者通过对新公布的档案资料的研究，认为对国共“党内合作”方式的有利方面不能估计过高。实际上，国共“党内合作”是联共（布）与国民党联盟的附属品，是联共（布）从马克思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理论中异化出来的一种怪胎，是联共（布）为设置远东防线而在中国构筑的一个具有缓冲性质的驿站。只要联共（布）不放弃与国民党的联盟，中共就只能保持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必然在维系联共（布）与国民党联盟的赤色绳索之下被勒得越来越紧（注：参见贾立臣：《国共合作是联共与国民党联盟的附属品》，入选2000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 （二）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对于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的研究一直受到党史学界的重视。近年来，研究者在继续进行宏观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新公布的档案资料，对于工农运动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1.关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过去研究三次武装起义，只限于总结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总工会的作用与得失。从新公布的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中，研究者注意到，共产国际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第一次起义中，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共产党只从旁参加、暗中指导的方针，是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指导下形成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精神影响下，中共在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争取领导权、夺取政权的思想。前两次起义失败后，中共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并通过贯彻共产国际新的指示精神，正确地制定了独立自主地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指导方针，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在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有正有负，正负交织。其正确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对中国国情了解的程度和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原理灵活地而不是教条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程度（注：参见曾成贵：《共产国际与上海起义指导方针的形成及其演变》，入选2002年8月在湖北宜昌召开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1920-1927)学术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