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9;K2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1-0059-06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是给李大钊思想定性的论述文字。事实上，关于这个时期李大钊怎样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与论述并不在少数。这些文字已经散见于学术界出版的史学专著和学术论文中。这里，笔者关心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先哲究竟是在怎样一个心理状态下将两种分属不同畛阈的思想“自然”过渡或说打通的。就李大钊个人真实的内在思想底蕴而言，我个人更倾向于这个时段(1914-1921)的李大钊在“前后”的哲学基点分别立足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注：关于这个观点的提出，也不是我的专利。它分别属于刘桂生、朱成甲先生以及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加鲁尚茨先生，参见《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1期。）。但在“正统”研究路径中，把转变思想的理路多以“抛弃”、“否定”等词汇作为“转变”的前提。于是，“抛弃”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改良保守的态度是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前提。这样，把两种思想的矛盾、对立看得很重，因此是一种去旧取新的思想路径，从而也就会把新旧之间、前后时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予以冲淡，看重了变化的“条件”，而忽视了个人思想转化的内在“根据”。如果要考察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从传统中走来而对社会主义一往情深的，就不能不读李大钊，尤其是不能不寻找李大钊思想转化的逻辑依据。 “调和”：“共和”理想下的思想生成 关于民国初年调和论兴起的历史背景，我不欲在此作更多的叙述。不过，这里有两点必须说明：其一，这是民国成立后不久就陷入南北府院之争的结果；其二，这是李大钊共和政治理想下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观测点。当时，李大钊随从《甲寅》，章士钊力主“调和”，他们都是从当下现实出发寻觅政治选择的诠释者。应该说，这是继民国以来袁世凯策划的“国情说”之争之后的又一次政治味极浓的思想话题。李大钊的“调和”之论当然即是这场大讨论留下的余音。自1914年至1918年，李大钊反复思索着政治文化的走向与出路，“调和”一词一度成为他笔下使用最为频繁的词汇。无论是文化上的“调和”还是政治上的“调和”，思路都万变不离其宗：要养成“政治对抗力”。早在李大钊留日期间，他就深受梁启超、章士钊等人调和思想的影响，力主用“光荣革命”的和平形式来完成“新”与“旧”的转换。即使是在袁世凯解散国民党之后，他还是保持着平静的态度，主张在法律范围内实现两种力量的抗衡，从而在“对抗”、“有容”、“调和”的态势下走向“多元”、“并立”与“自由”。这完全是为了避免他在《大哀篇》里感喟得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以暴易暴”理路[1](p550)。 他在1914年发表的一篇政论文章中说：“政本在有容”，“政本在有抗”，“盖衡平之宪法，成于对抗之势力。自两力相抵以维于衡平而外，决不生宪法为物，有之则一势力之宣言，强指为宪法耳。……然则对抗势力之养成，其首务矣”[1](p675-676)。李氏的这种思想积淀于心，在文化进化法则上同样显示出这一多元、自由的思想理路。他在一篇题为《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的文章中说：“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2](p43)李氏不“挟种族之见，以自高而卑人”的“平情论之”，带有很强的理性成分。在《调和之美》的“审美”、《辟伪调和》的“驳论”、《调和之法则》的“设计”、《调和誊言》的“主张”里，守常先生的立论都不曾离开“并立”、“竞存”的意念。如果用我们日常使用的“调和”之意来附会都是无法解读的。综合先生的“调和”思路，它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肇于两让，保于两存”；2.“新旧之质性本非绝异”；3.惟有双方，而无“第三者”；4.涵纳有容的并举精神[2](p33-36)。在李氏那里，太激进就会出现一方“吃掉”另一方的惨剧；太保守又会因为传统势力太重而“沦于腐败”。为此，找到一种维持“竞立”格局的文化资源乃是当务之急。他反复述说“竞立对抗为并驾齐驱”之势的优长，目的只有一个——避免两种势力的复合为“一”。在李氏那里，“新”与“旧”、“古”与“今”、“缓进”与“急进”、“进步”与“保守”都不过是“名辞之争”[3](p718-719)。怎样处理“秩序”、稳定与“进步”、发展的关系是李大钊立论的中心，这也是每一位立足于现实的仁人志士所不能不关注的时代焦点。进化规则是竞争的规则，没有竞争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缺少了动力只能是社会活力的式微。还有更为清晰的思路在这里：“人类社会，繁矣颐矣。挈其纲领，亦有二种倾向，相反而实相成，以为演进之原。譬如马之两缰，部勒人群，使轨于进化之途。以年龄言，则有青年与老人；以精神言，则有进步与保守。他如思想也，主义也，有社会主义则有个人主义，有传袭主义则有实验主义，有惰性则有强力。”[2](p36-37)诸如《新的！旧的！》、《调和剩言》、《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这类带有明显自由、调和色彩的论点多是1918年中后期撰写的。这时李大钊已加盟《新青年》的编辑而成为陈独秀的“同仁”。即使如此，年龄比主编陈独秀小十载的李氏仍然“固执”个人的调和论。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发表之前，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一早就把自己“去一取一”的价值趋向亮出来了。1915年创刊号上陈氏付梓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就完全与“调和论”背道而驰。即使是在主编的统筹下撰写并发表于《新青年》的《新的！旧的！》一文也非常不合杂志的“时宜”以及主编的“口味”。结果主编们只好在李文结尾处拖一尾巴：“守常先生要新青年创造新生活，这话固然不错。但我的意思，以为要打破矛盾生活，除了征服旧的，别无他法。”这一对“车有两轮、鸟有两翼”矛盾“合体”之“有益”的评论不是钱玄同一人的意思，而是《新青年》同仁们“整体”的倾向。应该说，李大钊1919年以前甚至在五四运动高潮之际，他那深沉的自由、多元的思想底蕴仍是其立论的哲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