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2004)02-0045-05 20世纪50年代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始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于这场运动发生的原因，尤其是毛泽东为什么在50年代中期突然决定加速农业改造的步伐，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看法。相当多的论者把这一运动的发动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联系在一起，一些国外学者则将其归因于毛泽东的所谓“民粹主义”思想，或者认为它是毛泽东主观意志的产物。笔者认为，毛泽东提出加速改造的动因并不仅仅是希望中国尽快过渡到社会主义，更非个人一时的“偶然冲动”，而是另有更现实的原因，即它不过是对实践中出现的矛盾所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法。简言之，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的工业化建设对农业的要求和农业发展不适应工业化的矛盾，促使党的领导人寻求加速改造传统农业的方法以解决这一矛盾，本文试对此作一探讨。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时限的估计 按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设想，在革命胜利后，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将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至于这个时期有多长，说法不一。1948年9月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毛泽东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了，会翻筋斗。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上二十九年、三十年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参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6页）。一般说来，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时限的估计为二三十年。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询问毛泽东：中国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回答：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吧！”（参见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5月，毛泽东说：“私营工商业是会长期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很快实行社会主义”（《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61页），6月他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也讲到：“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同上，第71页） 转折点出现在1952年下半年。随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原先设想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应在实行10年到15年的新民主主义之后，被改变为从现在起，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乡主义的过渡；第二个变化是，在执行过程中，把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改变为只用3年多一点时间基本完成过渡。 1951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设想（同上，第143页），这里的“三年”就是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十年”是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的10年，就是大约要在10年之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周恩来在解释毛泽东的这个设想时说：“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页）但是，到1952年秋，毛泽东改变了原有设想，他在9月2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1953年6月1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明确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确定为过渡时期的起点，并指出过渡时期的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页）。这样，在思想认识和实际政策上，把原来预计大约在60年代中期才开始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提前到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后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07页） 按照已经把过渡起点大大提前了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在从1953年起的10年到15年时间里基本完成，但是，却在4年左右即告基本完成。 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过渡步伐的加快，使得一些人在总结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搞早了”和“搞快了”两种意见。前者认为，50年代中期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可能还落后于毛泽东强调资本主义在我国有进步意义时的40年代中期，因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提出过早；后者认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受到苏联体制模式的很大影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顾理成章，问题是执行过程中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若能按原来的测算和确定的时间扎实工作，不是搞得那么急促，情况可能比提前完成好得多。在笔者看来，问题不在于“早”和“快”，而应当研究为什么当时要提出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哪些因素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加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