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二次炮击金门：直接对美，间接对苏 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毛泽东马上主要开始着手做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和他试图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密切的关联。 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批评和平共处，加强对外政策中的斗争性。据吴冷西记述，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1月21日回到北京后，第二天晚上就召集了政治局常委会。他在着重介绍了代表团在莫斯科如何宣传和坚持中国党在斯大林问题，以及和平过渡等问题上的原则意见之后，特别指出道：在这次会上我们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讲，一个是我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对欧洲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分析有意见；另一个是我们不同意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提法。毛泽东说：“现在国际上一般都公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否做得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首先就做不到，尼赫鲁是不是完全照这样做也还要看。我们是坚持这么做的。从外交政策和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来讲，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24](p152) 和平共处不能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那么，作为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国党提出并且正在实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能不能继续呢？毛泽东这时明显地希望能够把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政策划分开来，因而明确讲：国与国的关系还是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但是。有没有可能一方面坚持世界革命理念，直接或间接、公开或秘密地支持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运动以及民族独立运动，一方面又同当事国政府在国家关系上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地和平共处呢？显然，这几乎是难以办到的。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就包含着不得以任何形式支持建交国家内部共产党，工人运动或民族独立运动的要求。而只要坚持支持其他国家内部共产党、工人运动或民族独立运动，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在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当中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这时固然强调在国家关系上还是应当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行事，但他在这以后却已经再也不公开宣传“和平共处”的外交思想了。不仅不宣传，而且对前此的对外政策也开始有目的地加以调整。 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委婉地指出，中国前此在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也存在着与苏联相似的问题。他明确认为，即使是国家间关系，也要有所划分。正确的对外关系也还是要强调又团结又斗争，只不过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亚非拉美民族主义国家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有区别，重要的问题在于，仅仅满足于和平共处是不行的，[23](p16) 2月初，自1954年以来积极依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推动外交工作的周恩来，被免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改由更多军人气质，更多虎气的陈毅元帅来对外代表中国。而这一年外交工作开始革命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全面断绝对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事情的直接起因是日本右翼分子扯下并撕毁了中国在长崎展览会会场上的中国国旗，日本岸信介政府以中日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为由，拒不向中国方面道歉引发的。但毛泽东则认为这是对日政策过分软弱，只重贸易，不重政治种下的恶果。为此，周恩来甚至不得不做了自我批评（注：有关这一事件的起因及中方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可参见王泰平前引书，第18-19页；《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58年7月26日）。在苏联驻华代办安东诺夫的这一报告中曾就中国断绝对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强大措施提出过委婉的批评，称：中国这时的对日措施多少有些偏激的地方。比如“不应该急于急剧收缩与日本的文化联系，因为这实际上是限制了中国向日本宣传自己的机会”。）。根据毛泽东在外交工作中要加强斗争性的新思维，外交部专门召开了务虚会，端正思想。务虚的结果，周恩来以往的和平外交方针难免被批评为“右倾保守”。按照外交部务虚会后确定下来的方针，中国今后的对外政策应该向“斗争是绝对的，冷战是不可避免的，而妥协则是相对的，暂时的”这样一种革命化的方向转变。[25](p298) 第二件事就是发动大跃进运动，力求在加强革命化的同时，争取把生产促上去，早日改变中美之间力量对比悬殊的状况。毛泽东深信，运用中国自己的经验，比如战争经验、群众动员经验以及政治工作经验等等，完全可能在经济增长方面创造出新的奇迹来，使中国在迈向强国的路上走得更快一点，让美国人再也不敢无视中国。事实上，从莫斯科回来之后，他就明显地憋着一股气。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他曾很不服气地对与会代表们说：“我就不信，搞建设比打仗还难？！”[26](p78) 要想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赶上美国，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进行生产建设显然不行，必须要来一个“大跃进”。在毛泽东的鼓动下，生产大跃进的运动被迅速发动起来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夏粮的产量就到处大放“卫星”。各地上报的粮食亩产几十倍上百倍地增长，极大地鼓舞了毛泽东进一步在工业上创造奇迹的想法。[23](p380)随着他的一声号令，全国上下9000万人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大炼钢铁的运动，各地同样捷报频传，钢铁产量也是直线上升（注：据当时的资料，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左右，而由毛泽东主持的北戴河会议则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达到1080-1150万吨左右，下一年度则要超过2000万吨。）。赶超英国已经不是问题，毛泽东马上开始把赶超的锁定在了美国身上。从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宣布准备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13]，到5月份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在内部提出7年赶上英国，加8年赶上美国的15竿奋斗目标[27]。又过了一个月，他估计：“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23](p278)主张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就要超过英国[23](p381)。进入到9月初，他已经不再注意英国了。他直截了当地要求党的领导人，要有大手笔，要解放思想，鼓动他们：“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23](p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