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5-0117-05 近代中国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这一漫长而曲折的社会变迁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传统乡村文化向现代城市文化转型的文化变迁过程。城市化已被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普遍视为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和衡量指针。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推进，近代中国人对城市的认知也在发生全新的转变。近代中国人城市观念的演进为我们提供了审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独特视角。 （一） 近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之一就是城市化的启动和初步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兴起，直接带动了国内城市化的进程。启动后的近代城市化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之间，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 清末新政时期，大量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的出台，直接推动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尤其是沿海沿江的主要城市都呈现出人口急剧膨胀的趋势。据美国学者周锡瑞统计，“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和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是中国主要城市迅速发展成长的时期。城市人口（特别是在主要通商口岸）以3.5%-9.8%的年率在增长，它大大超过了0.4%-0.5%的人口每年平均增长的比率。”[1]上海人口在清末首先突破百万，成为近代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 辛亥革命爆发后至20世纪20年代，仍然是人口城市化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这主要表现为：1.城镇人口的数量明显增多，约从1912年的3100万增至1928年的4100万，增加1000万左右，相当于晚清70年间增加的城镇人口总数。2.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大约从1912年的7.6%增至1928年的8.9%，增加了13个千分点，与晚清70年间增加的16个千分点相当接近。3.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急剧扩大，出现了像上海这样拥有260多万人口（1927年）的特大型城市。全国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已有4-5个（上海、武汉、北京、天津，可能还有广州），开创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新记录。[2] 近代城市化的启动与一度快速发展，不仅仅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村移居城市，而且也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 传统中国的基础和重心是广大农村，根基深植于乡村的官绅是传统中国维系统治的依靠力量。虽然官僚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一生中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城市里生活，但其人生归宿仍然定位于乡村，城市仅是其寓寄之地而已。作为文明传承者的读书人更是绝大多数时间在乡村终其一生、老死山林。 近代城市化的启动和一度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安静与和谐。近代城市文明以其独具的魅力吸引着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移居城市，使之与乡村的联系越来越脆弱。美国学者周锡瑞指出：“中国绅士的城市化，有着一个意义深远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是上流阶层逐渐摆脱农村事务的结果。”他认为中国绅士的城市化肇始于明朝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上流阶层的绅士们被长期以来就出现了的城市文明引进城市里来。“到了十九世纪，商业发展扩大了城市的规模和它们的吸引力，绅士城市化的进程就加速了。”[3]周锡瑞通过对比同治年间的上流阶层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的上流阶层，发现新的上流阶层“虽然也许仅仅在居住方面，较年老一些的顽固绅士才稍微更多地城市化一些，但是在倾向性方面，他们实际上更加关切和注意城市”[4]。 20世纪初，社会上层人物的城市化倾向使他们逐渐与乡村隔膜起来，就整个动向来说，城乡双方的上层社会志趣各异、分道扬镳。“城市的上层人物受到西方的感染，他们追求变革，而乡村的上层社会则原来是其文化、政治和社会的温床。”[5]城市日益成为近代变革力量积聚和活动的主要空间，而城市也由于变革力量的存在和活动而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动。 （二） 由于近代以前的中国处于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的城市依附于农村经济，陷入农业文明的包围之中。与此相适应，表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就是缺乏城市观念，近代工商业社会的城市观念更显薄弱，而乡村观念却非常浓厚。著名学者费孝通曾说，中国人“把自己陷在方格子的土地上，对城市，尤其是建立城市，迄无兴趣”[6]。 这种远离城市、漠视城市的状况在20世纪初年随着近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有较大改观，近代中国人的城市意识开始萌动。清末民初，在地方政府的监督下，日益城市化的绅商阶层作为主体推动力量开始关注近代城市发展，积极参与城市公共事务。他们的活动使得城市自治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初步改变了传统城市的原有面貌。但是，随着地方自治运动在1914年遭到袁世凯专制权力的扼杀而中止，城市近代化建设也陷于停顿。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亦新亦旧的绅商阶层是过渡时代的产物，其自身对近代城市发展的认识仍存在局限性，缺乏城市管理和建设的专业知识与丰富经验。近代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客观上需要具备现代城市观念的新型社会力量来推动。 如果说绅商的城市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代城市化的主题，那么20世纪20年代这一中心位置已被新型知识分子所占据。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多在城市里从事自由职业，以前那种认为城市是“商贾及趋利者云集之地，于是清高者流，皆不屑谈城市”的旧观念在他们身上已荡然无存。[7]开始日益关注自身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的新型知识分子与城市的亲密程度比起城市化的绅商更为密切。大规模的海外留学运动更使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欧美城市的繁荣和发达，从而对城市发展和城市管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致出现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市政专门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