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0.3;K262.9;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3)11-0093-10 社会科学的发展以社会进步为基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和创新离不开社会经济发展所提出的现实课题和社会文化积累所营造的理论氛围。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通常被认为是由西方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但在1994年，我国学者李向民已经提出：“由于发展经济学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指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学说，而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理论第一次对此进行系统的研究探索，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发展经济学起源于中国。”（注：李向民：《大梦初觉——中国的经济发展学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页。）1998年，叶世昌和施正康又指出：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工农业关系有很深刻的认识，这是中国学者对发展经济学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注：叶世昌、施正康：《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页。）。要证明中国学者在20世纪上半期有关经济发展的论述与狭义的发展经济学的创立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需要以新的视角对20年代至40年代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以下简称立国之争）进行考察。而且这种探讨还具有超出经济学领域的文化意义。 一 与世界上其他农业国或经济落后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化思想产生得很早。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中国发展工业经济的主张并没有在思想学术界引起非议，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有改良派思想家和革命派领袖人物的大力倡导，即使有晚清朝廷和北洋政府的政策准许，即使有民族资产阶级的经营发展，工业经济的规模和社会影响还未达到危及中国基本经济结构和文化心态的程度。导致理论界“相安无事”局面被打破的客观经济原因有两方面。其一，从国内情况来讲，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经济掠夺和压抑，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其二，从国际范围来看，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激化，全面的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之中。民族工业的较快发展不仅形成了与内地农村经济凋敝的鲜明反差，而且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传统经济的产业结构，并连带地触发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弊端则从反面迫使中国的知识层思考摒弃农业的利害得失。 应该指出，当时主张以农立国的并不是信息闭塞、观念迂腐的冬烘学究，如章士钊堪称学界泰斗，曾游历欧洲，董时进为清华毕业生，后留学美国，专攻农业经济学，此后致力于乡村建设理论宣传和实践的梁漱溟曾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讲师，而30年代末力主以农立国的杨开道也是美国密西根农业大学的博士。他们的以农立国主张既有经济上的依据，又有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理由。董时进在《论中国不宜工业化》（注：载上海《申报》1923年10月25日。）一文中举出的经济理由有两条：(1)全球经济资源有限，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拥有比工业优越的发展前景，因此中国应该走农业国的道路。(2)保持农业的主体地位有利于维护经济权益和社会稳定。董时进指出：外人染指是中国实行工业化的一大危险，“农业之性质，不许人有攫取大利之机会。故外人最热中于中国之工业化。……故中国今日欲工业化，必不能免外资之纠葛。其为害最大，未可漠视”。他还以丹麦为例，说明在现代世界中，农业立国是能够强国富民的。 章士钊在《业治与农》（注：载上海《新闻报》1923年8月12日。）一文中提出“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则更多的是出于对社会道德文化遭到败坏的担忧。他认为18世纪以后，“欧洲之工商业，日见开发，其本国之农业，大被剥蚀，以成畸形，所有道德习惯政治法律，浸淫流衍，有形无形，壹是皆以工商为本”，这种经济模式在初始阶段能带来物质的丰富，但当其他国家相继仿效，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后，战争就发生了。在《农国辨》（注：载上海《新闻报》1923年11月3日。）一文中，他开出的药方是：“凡所剿袭于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不论有形无形，姑且放弃，返求诸农，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 龚张斧的观点也综合考虑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重因素。他在《农化蠡测》（注：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19号（1926年）。）一文中表示：“立国之道不在物质之文明。而在风俗之淳厚。不在都市之华美。而在乡村之乂安。”他认为工业化的发展会造出六种不良后果，首先一条就是危害农业，进而影响社会经济，至于农业的诸种利益，龚张斧特别提到：“农业发达。除衣食日用之品。足以自给外。且可提携工业。（供给廉价原料）而发达之。此时已有农业为其后援。则根基已固。可以尽得工业之益。而无其害。如今之美国是也。”这是20年代的立国之争中首次出现的农工两业互相促进的见解。 20年代的以农立国论，就其文化理念而言，无疑是传统道德优越感的表露。对此，已有研究者进行过剖析。如罗荣渠指出：章士钊的主张“实际上不过是国粹派们的观点的引申，都是从农国与工国的不同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等方面来立论，说到底，是宣扬农国更能维护他们所崇尚的中国文化独有的调和持中、尚俭节欲、清静安民、寡欲不争等精神美德”，从五四运动以后的社会大背景中考察，则可以发现当时“我国思想文化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之问题的一种内在的联系：现代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旧文化之争，自然形成为工业文明支持者与农业文明支持者的天然分野”（注：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代序〉》，见其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3页。）。这种文化价值判断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同文化观念激烈碰撞是社会经济出现剧烈变动的必然结果，要从根本上驳倒“农业文明支持者”的立论，“工业文明支持者”不仅需要阐明社会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而且必须提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行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