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8(2003)06-0062-07 “高饶事件”是党执政后所发生的第一场党内斗争。这场党内斗争不但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而且对后来党内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也产生了重大影响。1955年3月3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认为“高饶事件”的出现“是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复杂化和深刻化的反映”，高岗、饶漱石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注：见1955年3月3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的观点，显然不能够充分地揭示出事件发生的复杂原因。今天看来，“高饶事件”的出现既有个人责任，也有体制性因素，还与党内高层领导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同认识紧密相连。 一、高岗追求个人权力，用宗派主义思维方式曲解党内政治生活并搞非组织活动，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1949年9月，高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10月，高岗奉调进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主任。高岗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和东北解放战争的领导人之一，对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壮大和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东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建设都有过重要贡献，调中央工作后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然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既是高岗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的结果，也是党和人民对高岗工作业绩的认可，同时也有历史提供的机遇。如果高岗不是踩到了中国革命的“两点”上（毛泽东曾经说，陕北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解放全国的出发点），而且在踩到“两点”之后，又坐到了东北这把解放战争中“全国的战略后方”的特殊交椅上，高岗也未必能够取得这些成绩。但是，高岗却未能正确对待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而是居功自傲，宗派情绪滋长，甚至以宗派主义的思维方式去曲解党内的政治生活，为追求个人权力不惜搞非组织活动，破坏了党内团结，直接导致了“高饶事件”的发生。 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首先在一个一个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夺取全国政权。这样，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山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时就说：“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内战之后是八年抗战，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白区也有很多块，北方有，南方也有。这种状况好不好？我说很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所以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67页。） 确实如毛泽东所言，虽然有“山头”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但如果热衷于“山头”，甚至搞“山头主义”，就必然破坏党内团结。虽然高岗在主政东北期间，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大刀阔斧地开展经济建设，率先开展“三反运动”，负责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和承担了抗美援朝后勤保障的重任。但是，起家于黄土高坡的高岗基本上是在西北和东北这两块根据地上活动，“圈圈”、“摊摊”的概念在高岗的头脑里比较深厚。在东北工作期间，这种宗派情绪在如何对待东北局二号人物林枫时就有表现。 林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与彭真等一道奔赴东北的，在东北局内是仅次于高岗的二号人物。可是，东北局的一号人物高岗却对其缺乏信任，认为林枫不但工作能力不行，而且由于林枫与刘少奇、彭真长期在北方局工作，所以林枫是刘少奇、彭真那个北方局“圈圈”里的人，必须加以提防。所以，高岗在东北工作期间，对林枫不够信任。当时在东北局内部私下里就有“组织上林、秀、远，工作上远、秀、林”之说（林、秀、远即林枫、张秀山、张明远。高岗认为张明远的工作能力要超过张秀山，所以又有远、秀、林的排列）。而且高岗在离开东北去北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之前，曾经在私下里对东北局的其他常委说，“我走后，东北局的工作要以张明远、张秀山和郭峰、赵德尊等为核心。”这就实际上将主持东北局工作的林枫排斥在核心之外。 高岗进京后，负责权力极大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特别是在“新税制”风波后，根据政务院1953年5月15日发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中的规定，政务院20个部中的8个部，即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都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确实一度使高岗负责的国家计委成了“经济内阁”。 位高权重，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高岗的信任，同时也意味着肩上担子的沉重，高岗理应以更加谦虚的态度和勤奋的工作来回报组织上的信任与重托。然而，高岗却以宗派主义的思维方式曲解党内的政治生活，认为毛泽东在工作中对自己的重用和对刘少奇、周恩来的某些不满是对他们的不信任，应由自己取而代之。所以，他不但在1953年财经会议上“指桑骂槐”，借批薄一波之名攻击刘少奇，而且在私下里散布一些不利于党内团结的言论，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成为“高饶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过渡形态的大区行政建制与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以及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两级制”及由此带来的政务院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平级的行政架构，是“高饶事件”出现的体制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