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红色中国形象，首先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欧洲，逐渐到美国，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达到高峰。美好的红色中国形象表现在从经济发展到道德完善的许多方面：新中国巨大的物质成就、感动人的集体化运动、乐观向上的真正的民主精神、红色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以及种种符合人道理想的社会制度的建设。那些受邀访问红色中国的记者、专家们，又像三十至四十年代去延安或边区的前辈们那样，坚信自己在中国发现了一个代表未来的“美好新世界”；在那些西方的“新中国迷”的眼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高尚纯朴的人民、平等自由的社会、富于智慧与权威的领袖，尽管并不富足，但是幸福……几乎成为现代的“道德理想国”。他们希望以中国为背景规划出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他们的真正用意不在于中国，而在于利用中国形象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不如意的现实。 一 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美好的中国形象一夜之间转变成五十至六十年代邪恶的中国形象，这种戏剧性突转再次发生在六十至七十年代，那个一度令人憎恶与恐惧的“红祸”的中国，摇身一变又成为昭示着未来进步希望或人类社会和谐理想的“美好新世界”或“道德理想国”。这种一再发生的两极间的转变令人惊讶，也让人深思。 十多年前美国反思所谓“丢失中国”的历史教训时，曾经批判三十至四十年代美化的中国形象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费正清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不是想入非非地怪诞化就是想入非非地理想化。十年以后，中国形象从美好到邪恶转为另一个极端，清醒的人发现，这一次又错了。大众传媒再次虚构了一个自以为是的中国形象，影响了美国人民的心态与美国政府的决策。1964年，费利克斯·格林在《无知的帷幕》中说： 美国正面临着失去记忆的危险。一个民族的记忆就是它的历史，而历史意识的基础，是容不得错误的信息和情感用事的。 对我们来说，中国之所以难以理解，并不是因为中国遥远，而是因为一遇上中国问题，我们就容易偏激。我们很少能够不带任何主观情感色彩地讨论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许多年前，任何不利于中国的说法，都不能被接受，只要谈中国，就必须以对中国表示友好为前提。今天，我们又必须只说中国的坏话。似乎中国的一切都是邪恶的。从我们与中国最初交往的时代起，美国对中国就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不是无以复加的敬仰，就是彻头彻尾的疑虑，我们在两种极端间摇摆，禁不住地感情用事，从未能够真正客观……（注：A Curtain of Ignorance,p.2,Xiii.） 格林认为，美国这种忽左忽右、偏激极端的态度，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美国的传教热情、市场神话，恩抚主义与普世正义激情，曾经使他们对中国情有独钟，这种过分的热情与期望，导致三十至四十年代对中国形象的美化。蒋介石失败，毛泽东胜利，中国的剧烈变动以及红色中国对美国的敌视，彻底打击了美国文化的自信与价值观念，于是过分的期望导致过分的失望，最终酿成某种极端化的仇恨与恐惧。格林指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现在与过去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 费利克斯·格林在美国工作，持英国护照。作为英国记者，格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曾经三次访问中国。他发现他所见到的中国与美国传媒报道的中国形象完全不一样： 美国绝大多数人——大多是三十岁以下的人——如果他们相信我们的传媒提供的中国消息，得出结论只有一个：中国落后，缺吃少穿，人民普遍的苦难，都是由共产党造成的；中国的内战是一群坏蛋把好人赶走了；好人失败了，被迫流亡，支持这些善良的流亡者反抗残暴侵略性的暴君，是美国道义上的责任。这些暴君正迫使中国大众忍受了难以言传的屈辱与苦难。 最近几年里，我曾两度去中国（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我又第三次到中国。见《北京后记》——原作者注），我相信美国传媒上勾画的那番景象，一点都不真实。西方其他国家与共产党中国有较多接触的人，也不会接受美国的看法。我相信我们国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同样不会同意上述观点。然而，正是这种虚假的中国形象，左右着我们的行动。在很多重要领域里，我们的国家政策也建立在这种虚假的中国观念上。（注：A Curtain of Ignorance,p.2,Xiii.）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1948年版本上提出的美国的中国观的四种类型，前三种明显是否定的，最后一种，所谓“社会研究”或者说“汉学”，是肯定的。他在十年以后的修订版中删去了这段话，或许认为冷战时代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汉学研究，已经取代了前三种神话式的中国观。可事实证明，这十多年的美国的中国形象，同样是某种异想天开、感情用事的虚构，只是虚构的形象从好到坏罢了。这种虚构还不仅限于民间大众，根据费利克斯·格林的分析，美国许多有影响的汉学家，像阿尔索这样深孚众望的评论家，实际上也是在想当然地虚构中国。格林列举了过去十年间阿尔索有关中国的十多项重大评论与预测，发现全属于无中生有（注：A Curtain of Ignorance,p.2,Xi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