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时，都是在这种思潮前面加上代表者的名子。例如：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没有修正主义之说。修正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新词。 谁是提出“修正主义”这一词的第一人？专家考证，不是列宁，而是著名的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女社会活动家、理论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罗沙·卢森堡。 1899年1月，伯恩施坦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声称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一次修正、审视和析疑的尝试”。但多次声明自己不是修正主义者。4月，卢森堡在她出版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中，对伯恩施坦的一些观点进行批判。指出：伯恩施坦抽掉了做为社会主义科学基础的依据，即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必然崩溃的后果。她的结论是：“修正主义理论，整个说来，可以用这样一句话表现出它的特征：这是以庸俗经济学的精神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这样就有了“修正主义”这个词。但是，卢森堡对伯恩施坦的批判还不够深刻，影响也不大。 列宁是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第一人。 1908年，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写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该文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对修正主义进行了较全面的批判，并给修正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并认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随后，列宁又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等多篇论著中，对修正主义做了深刻的批判。 同时，列宁也指出，修正主义有来自右的方面的，也有来自“左”的方面的。 列宁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思想争论的本身。列宁的言论成了第三国际的一种思维定式，符合者便是马克思主义，不符合者便是修正主义。进一步便是前者是革命者，后者是反革命者。这种非“马”即“修”的思维定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既无继承关系，也无统战关系，而是革命与叛徒的关系，是彻底决裂的敌对关系。即使那些左派，例如罗·卢森堡、卡·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也是冷眼相对。 这里无意去评论列宁批判修正主义的是非曲直。但值得肯定的是：列宁和卢森堡确给修正主义规定了一个明白的定义、确切的内涵和确定的时限。 中国的“修正主义”就大不相同了，谁也说不清楚它的确切内涵是什么？客观标准是什么？今天你是马克思主义者，明天就可能变为修正主义者。中国的修正主义不是列宁所说的修正主义。中国的修正主义打上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印记。 二 1956年2月，苏共召开“20大”。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就事论是地揭开斯大林的盖子。由此，围绕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展开论战。斯大林实行个人专断，滥杀无辜，破坏民主法制，大搞个人崇拜。这一点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最有发言权。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把列宁、斯大林比做“两把刀子”，说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3页。）他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应该捍卫斯大林的旗帜。在苏共决定不再挂斯大林的像，并将这一决定通知中国后，中国坚持在天安门挂斯大林像，并至死不渝地捍卫斯大林这面旗帜。“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与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7页。）否定斯大林就是修正主义。 由苏共“20大”所引发的批评斯大林的风浪，特别是“波匈事件”，改变了中国领导人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 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2页。）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8页。）5月，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真正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并断定：“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页。） 中国领导人对穷与富的问题有独特的看法。1958年4月15日，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77-178页。）10天后，在《论十大关系》中重申这一观点说：“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外国评论认为“穷是中国的动力”。中国领导人很欣赏这句话，说：“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革命，就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注：龚育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73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当时许多党的领导人主张趁穷向共产主义过渡。于是，中国吹响了共产主义的畅想曲。“穷革命，富变修”是上述思想的逻辑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穷光荣”、“穷革命”、“富落后”、“富变修”的乌托邦思潮。只有一人头脑比较冷静，那就是王稼祥。他对急于过渡持有异议，并郑重地请刘少奇向常委们和毛主席转达他的意见，但未被采纳。（注：徐则浩《王稼祥传》第539页，当代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