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12-0062-05 社会分化是指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最终形成新的结构的过程。社会分化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社会异质性增加，即群体的类别增多；二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拉大。本文对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社会分化问题的认识进行一些研究（注：相关研究有王瑞芳：《新中农的崛起：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动》，《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王文立足于实证研究新中农问题，本文则主要从宏观角度对农村社会分化问题作一考察和分析。），以期对认识今天正在分化中的中国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建国初期，由于市场机制等因素的作用，农村社会在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普遍上升的基础上开始了分化。分化首先从东北、华北等土地改革完成较早的老区开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互助组织分化。开国之初，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战争年代发展起来的、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以人力和畜力的互换互助为主要内容的集体劳动组织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许多互助组涣散了，常年互助组变成了临时互助组，而有些临时互助组散伙了；另一方面，少数先进的互助组依靠劳动积累建立起了公积金制度，实行了一定范围内的按劳分配，提高到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阶段。这种现象在山西省的原太行、太岳两个革命根据地表现得最为突出。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在给华北局的报告中称：“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战争时期的劳、畜力困难，已不再是严重的问题，一部分农民已经达到富裕中农的程度，加以战争转向和平，就使某些互助组织中发生了涣散的情形。我们去年曾强调提出了‘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结合’，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这一涣散趋势，并未完全扭转。”（注：农业合作化重要文件汇编（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p35)山西省委由此提出了把互助组提高一步变合作社的想法。据当时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的陶鲁茄回忆：“相当多的互助组出现了涣散现象……这种涣散现象在农忙季节表现得特别突出。”“我们在考察中还发现，多年来涌现出的一批先进互助组，由于党的领导坚强，同供销社、信用社配合密切，长时间实行分工分业，依靠劳动积累，建立了公积金制度，有了公共财产，实行了一定范围内的按劳分配，因而相当巩固。”（注：陶鲁茄.忆毛泽东同志支持山西试办初级社[J].党史文汇，1993,(12).）(p3) （二）贫富分化。经过土地改革，地主阶级被消灭，老区的富农经济也受到很大冲击，贫雇农都得到了土地，农村中各阶级、阶层掌握的生产资料差别不大。但在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很快又出现了新的贫富分化。一部分农民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上升，购置了新的生产工具，并开始雇工和放债，成为新的剥削者；同时另一部分农民因各种原因生活条件下降，有的开始出卖或出租土地、借债，甚至去做雇工，重新沦为被剥削者。根据当时中共山西省忻县地委对143个村的42215户进行调查，发现已有19.5%的户出卖了土地，共卖出土地39912亩（注：史敬棠.中国农业合作化史料（下）[Z].北京：三联书店，1959.）(p237)。中南区35个乡的调查报告则显示，全区有1%-2%的农户出卖土地。其中，因疾病、自然灾害、负债等严重困难而卖地的占56%，二流子卖地的占4%，因调剂、地多、职业变动等卖地的占40%（注：高化民.买卖土地数据不等于就是两极分化[J].党史研究，1982,(1).）(p76)。东北地区18个村的调查材料反映，富农占农村户数的1.8%，人口的2.6%，土地的3.9%，耕畜的6%，车辆的7.7%（注：薛文.土改后农村阶级分化情况综述[J].中国农业合作化史资料，1987,(3).）(p32)。中央农村工作部给中央的报告中反映，富农比重在老区约占农户的1%左右，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2%左右；在晚解放区约占农户数的2%-4%，约占土地及生产资料的5%-8%。（注：苏星.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p161) （三）思想分化。农村的思想分化表现在：首先是生活水平上升的农民不愿加入互助组，对单干和旧式富农感兴趣，对组织起来感到苦恼。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来不好”，“单干才能发财，有穷有富才能发财”（注：农业合作化重要文件汇编（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p8-9)。由于害怕被编入互助组，他们宁愿把资金用于挥霍也不去购买生产资料进行扩大再生产；其次是一些经济条件差的农民积极要求互助，有人甚至抱着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希望早一点进入社会主义。有人欠了别人的粮食，还说：我虽然欠你粮食，但过不几年，还不是和你一同进入“共产社会”！有些人看到别人买马则说：将来进入社会主义，你还不是一样没马？！（注：农业合作化重要文件汇编（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p9)另外，农村中一些党员因为觉得党员不应该剥削别人，感到发不了财，没有前途，甚至有的党员为了发财、为了雇工而要求退党；还有一些农村干部则认为“组织起来”是党在农村的发展方向，所以就强迫农民参加互助组，并在互助组中让富人吃亏。在农村干部中，最普遍存在并让人担心的思想是认为“革命到头了”，不愿继续前进。据当时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的陶鲁茄回忆，农村中相当多的党员、干部在土改结束后产生了“退坡”思想，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襄垣县的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在全体党员会议上说：我们支部参加了抗日、打老蒋，现在土改分了地，日本、老蒋都打倒了，任务完成了，所以我们的支部宣布解散。（注：陶鲁茄.忆毛泽东同志支持山西试办初级社[J].党史文汇，1993,(12).）(p2)与此相似，湖南一个农村干部李四喜在分到土地后不愿继续为人民服务了，他要求辞职回家发财致富，认为村干部应该轮流当，为什么让他一人干。《新湖南报》从1951年7月18日开辟专栏，对“李四喜思想”展开讨论。《人民日报》还发文批判这种停滞下来不愿继续前进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