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做法，一开始便遭到一部分国民党人的公开反对。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还潜存着一股疑共的暗流。这部分国民党人对改组国民党持怀疑和保留态度，但他们出于对孙中山的忠诚和服从，没有公开反对这一政策。邹鲁与蒋介石便是其中的成员。 邹鲁对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一开始便私下存有疑虑。他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系统的研究，仅是有所“耳闻”。在任广东大学校长时，他经常请校内外的专家讲演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次数最多。（注：邹鲁：《回顾录》，第1册，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版，第165页。）在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理性认识的情况下，他从中国古代的历史经验中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理由，他认为：“苏联之法，我国古有行之者”，“盖商殃治秦，其法甚密，与苏联等。以商殃己身聪明，亦不能逃，至叹作法自毙；其重法不重情，于此可见。况秦虽已并吞六国，但一夫揭竿，天下瓦解，不旋踵而亡。较之姬周向礼重情者，东周虽弱，犹赖诸侯尊王，延数百年之祚，究何以得其利，而无其弊乎？”（注：邹鲁：《回顾录》，第1册，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版，第180页。）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苏联的组织制度重法不重情，不值得效法。 1923年8月，蒋介石被任命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率队赴俄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前后四个月的实地考察竟然成为他反对共产主义起点。访苏期间的种种见闻与感受，使蒋介石对容共政策产生了怀疑与消极抵制的情绪。（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蒋回国后致函廖仲恺，严厉指责苏俄，声称“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同函又称：“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期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注：《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7页。）不过，由于孙中山方针已定，蒋介石不便立即公开反对，暂时服从了孙中山。对此，多年以后，他在日记里对此曾有说明“上午，在寓整理旧稿，见十三年春复仲恺函，言苏俄之居心叵测甚详，阅之自慰。徒以总理既决心联俄，不能转移其方针，乃只有赴粤任事，以图逐渐补救。”（注：杨天石《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早年思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这一时期，邹鲁与蒋介石虽然都对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存有疑虑，但他们出于对孙中山的忠训，没有公开反对。因此，共产国际在列举中国的“反共分子”时，暂时没有他们的名字。（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第497页。）不过，蒋介石访苏期间流露的不满情绪还是引起了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猜疑。（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第384～385页。） 邹鲁与蒋介石虽然私下都对“联俄容共”政策存有疑虑，但是，孙中山逝世后，他们的实际行动却大相径庭。 国共合作后，邹鲁任中央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部长，其职责是指导国共合作的关键环节——党务合作的进行。党务合作是国共合作中矛盾和磨擦最多的环节。正是在这一具体实践过程中，邹鲁形成分共、反共主张，最终走上了反共的不归路，成为西山会议的召集者和主持者。 当邹鲁因参加和主持“西山会议”而成为众矢之地时，身为军事将领的蒋介石则成为“联俄容共”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由于苏联的军事援助和共产党人的协助，蒋在军事上取得了镇压商团、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的“四连胜”，成为当时广东国民政府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作为“联俄容共”政策的受惠人，他似乎完全忘却了先前对苏俄和中共的怀疑，激烈地左倾起来。1925年12月5日，他在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中称：“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也”。（注：《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68页。）11日，他又在宴请俄方顾问时，高呼“中俄同志团结万岁”的口号。（注：《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73～474页。） 一左一右，界限何等分明！实则不然，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关系非常微妙。 西山会议时期，蒋介石在政治上空前“左倾”，但是参与西山会议诸人却只严惩了高喊“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向左去”的汪精卫，（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58～359页。）而对同样高呼“为共产主义而死”的蒋介石非但不予指责，相反却大加称赞，1925年12月25日，西山会议派在《告海外同志书》中指责俄顾问鲍罗廷笼络汪精卫把持党务，“凡一切党务政治上重要机关，无不为共产派分子所攫夺”，但只有党军例外，这是幸亏“蒋介石同志及各级官长皆为三民主义信徒，不为所动”，云云。（注：居正编《清党实录》，《江南晚报》1928年，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