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3)05-0026-08 1926年的北伐是国共合作浴血奋战的一场革命战争。在半年多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长江流域，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集团，赢得了辉煌战绩，极大地推动了工农运动的高涨和国民革命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和军阀独裁倾向。在北伐进程中，苏联和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对北伐的态度如何？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往史学界了解的不多且少有论述，直到近几年翻译出版苏联解密的档案材料，才获得了许多新知与真知。 一、苏联、共产国际对北伐态度的变化 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北伐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松动再到密切关注的较大变化过程，大体上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5年12月至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苏联和共产国际出于多种考虑，不主张北伐，对北伐持谴责态度。 北伐是孙中山多年的夙愿，他曾作过几次尝试，均因主客观条件不成熟而夭折。1924年下半年，孙中山将其注意力再次集中于酝酿已久的反对直系军阀的北伐，但时任广东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的加伦反对立即出师北伐，他指出：“除非有巩固的后方（广东）以及各邻省出现有利于北伐的形势，北伐才能成功。这两个条件目前一个也不具备”（注：加伦：《军事政治形势》，载［苏］Α．Ν．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页。）。1925年五卅运动风暴席卷全国，掀起了革命新高潮，加伦认为举行北伐的条件已趋于成熟，于是月制定了《今后南方工作展望与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正式提出北伐的计划，拟定了军事部署，设想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开始北伐，将政治工作中心从广东移到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流域。 到1926年初，国共两党不约而同地将北伐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因为，在“五卅”革命浪潮冲击下，国内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第一，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经过第二次东征和南征的胜利，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和巩固，给北伐提供了可靠的后方基地。第二，尽管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和国民军趁势占领直隶全境，把反奉运动推向了高潮，但直军吴佩孚和奉军张作霖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反赤”战线，联合进攻革命，致使郭松龄倒奉失败和冯五祥被迫通电下野，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旨在推翻段祺瑞政府的“首都革命”遂流产，直奉军阀准备进攻广东革命政权。北方政局的急剧逆转，对国民政府构成严重威胁。第三，受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刚统一不久的广西政府宣布接受国民政府领导，派代表与国民政府商谈，正式成立了两广统一委员会。两广的统一为举行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上可见，北伐实际上是在五卅运动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形势下，广州国民政府需要寻求向外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扩大群众斗争的基础。这是打倒北洋军阀政府和统一全中国的根本出路，也是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举措。这时，渴望早日结束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的全国广大群众，亦越来越把希望寄于国民政府的北伐。 虽然如此，苏联和共产国际起初对国民革命军是否能取得北伐的胜利存在疑虑，对北伐持否定态度，而主张广州国民政府应以集中巩固广东根据地为主要任务。1925年12月3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接受斯大林的指示，认为“广州人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能容许的。建议广州人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内部的巩固上。”（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3号纪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42页。）从此在俄共（布）高层领导内部，加强了对北伐的谴责。俄共（布）领导人之所以采取反对北伐的立场，主要出于对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形势和自身利益的考量：其一，西方列强奉行孤立苏俄的政策，1925年12月，英、法、比、德等7国正式签订了《洛迦诺公约》，推动德国走向反苏道路；西方还掀起反苏反共的宣传活动，苏俄与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苏俄的处境愈加艰难。其二，中国北方政局继续恶化。1926年春，接连发生了俄日在中东铁路冲突，日军掩护奉军炮击大沽口，段祺瑞执政府屠杀北京示威群众的“三·一八”惨案，国民军在奉军进攻下被迫撤离北京退守南门等严重事件，使莫斯科对华政策新重点转移到冯玉祥的计划受到挫折。其三，莫斯科担心北伐行动将导致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存在失去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危险。而北方国民军的失利，保卫广东根据地更具有特殊的意义。面对上述时局，俄共（布）领导人对日本在中国北方和远东地区的扩张野心甚为担忧，它们所关切的是如何稳定广州局势及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所以决定调整对华政策，采取分化帝国主义反苏联盟和中立日本、集中对中国革命最主要的敌人——英帝国主义的策略，也就是说，由1925年的进攻路线转为暂时退却的“喘息”政策。在莫斯科看来，只有赢得和延长“喘息”时间，才能维护周边地区的安全和中东铁路的利益，而目前进行北伐，显然不符合“喘息”政策。 第二阶段：中山舰事件后至1926年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苏联和共产国际仍根本上反对北伐，但一度出现某些松动迹象。 鉴于中山舰事件后的不利形势，联共（布）中央重申：“广州不应提出占领广州以外新地区的目标，而应在现阶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工作上。”（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8号（特字第13号）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尽管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急电苏联政府，阐明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必要性，批评莫斯科的决定不适用于广州的具体情况，但丝毫未能改变莫斯科的态度。1926年4月15日，根据斯大林的旨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告诫加拉罕：“中央最近关于不希望广州军队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而要把广州的力量集中在巩固内部政权以及军队工作上的指示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不允许有直接或间接违背中央指示的行为”；“一旦迫切需要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这种行动只有取得中央同意方可进行。”（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0号（特字第14号）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02～2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