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3)-06-0059-07 从某种意义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扬弃传统文化也是创造新文化的历史过程，忽视这一点会使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发展中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估价不足。然而， 由此引人深思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或者说，传统文化是否注定要把马克思主义拖回到历史的阴影中从而把它“封建化”或“儒化”？笔者试图通过对“五四”前后中西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考察解答这个疑团，并就教于学术界。 一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中，李大钊强调的“根本解决”任务和“阶级竞争”手段对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本性具有强烈否定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只有绝对排斥的一面。有人认为：中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阶级差别，中国文化主张“调和持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中国国情（注：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邹平乡村书店，1937年，第25、94页。）。西方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本身就是抵制共产主义的力量，因为共产主义观念与中国人的财产意识、个人主义和家族观念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特征水火不相容（注：〔美〕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22～23页。） 。他们都是从绝对排斥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最终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了自身性质，通过穿上传统文化的外衣才走向了成功？还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本性？一般性结论似乎是：中国的文化走向只能在固守或变相复归传统与“全盘西化”之间作出抉择。 人类文化发展的经验表明，一个民族若失去自身的文化传统，将不可能充分吸收外来的思想文化，更不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文化走在其他民族的前面。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他预言：假如中国人能够自由地吸取西方文明的优点而扬弃其缺点，他们一定能从自己的传统中获得一生机的成长，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业绩。（注：罗素：《中国的问题》，《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 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35页。）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文化同一性维系着古老帝国。外来文化的第一次渗入发生在两汉之际的佛学东来，它一开始便受到唯心主义和有神论者的青睐。魏晋时代盛行的玄学，就是通过所谓“格义”之学，来沟通它与佛学的原理。南北朝至隋唐，佛学大盛，产生了若干著名宗派，如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华严宗和禅宗，是我国传统唯心主义流派的思想同印度佛教哲学相结合的产物。这种中国化了的佛学思辨结构，成为宋明理学和心学的理论渊源之一。从形式到内容，佛学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都采取了比较温合的方式，即以渐进、多层的渗透，最终以“中国化”为结果，而且它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并未对中国文化的同一性造成破坏。（注：汤一介：《从印度佛教的传入看当今中国发展的若干问题》，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第40页。） 西方“船坚炮利”的直接轰击，使中国在文化上失去了融合的主动性，也危及了固有的同一性。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明显带有以下两方面特征：第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扩张和侵略（注：〔苏〕H.C.科恩：《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 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68页。）。在这种意识形态支配下，西方文化视其他一切民族文化为“落后”与“劣等”，按照“优胜劣汰”法则，一切“落后”文化当被同化并纳入按西方人意志划定的世界“统一”与“进步”的序列中去。第二，虽然基督教文化在本质上讲求和平与仁爱，但由于其经典将世界分为“异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两者之间水火不容，因此对“异教世界”的征服就具有了“神圣”性质。基督教文化强烈的侵略性与强制性，对西方的海外扩张具有重要支配作用。（注：克里斯托费·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 版社，1989年，第163～172页。）19世纪末来华的美籍传教士明思薄曾直言不讳地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必定是和平地征服世界，不仅是政治上的支配，也是商业、制造业、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育、道德、宗教上的支配。（注：顾长声：《传教土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第113页。）中国文化面临两难的发展困境：不可能再像同化佛教那样以一种渐进、温和的方式消融西方文化；而中国文化的落伍与中国旧制度的陈腐是同一的，必须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中国文化才可以再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中华民族危机严重，传统文化无法适应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形势下引发的一次大调整，它把我国近代以来渐进的文化批判，引向了空前广泛而自觉的社会文化革新运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企望通过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同的文化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铺平道路。然而，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差异，使前者面临着更加复杂、艰难的历史环境。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和文化冲突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思想界发生深刻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帝国主义分赃的巴黎会议的结局，粉碎了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幻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迷梦，他们顺理成章地吸取对西方文化具有强烈批判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远不是“中西文化冲突”、“东西文化冲突”或“东方落后，西方先进”这类笼统提法所能概括，它不过是世界范围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冲突在中国文化阵地上的展开和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