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国民党史研究呈现繁荣景象。李云汉在“中国国民党史研究和几个层面”一文中，对包括海峡两岸的国内学者的研究出版状况作了详细的评介。他说：“通论性党史著述，为数当在50种以上”，其中“体系完整，内容充实，足资代表某时代、地域或特别方面”，而又常见的，有30种。有关国民党党史专论性著作，包括阶段性、地区性、专题性以及有关党史人物的传记等一共列举了28种。各种论文集有36种，所收学术论文总数在300篇以上。（注：见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与评论》，（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74-83页。） 在如此众多的专著中，我们认为，属于通论性质的、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只有4种，即：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初版于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计1262页；1938年商务印书馆再版，197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第3版，计112页；1960年中华书局版计1686页。②张其昀：《党史概要》，1951-1955年先后由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分册出版；1979年3月增订2版，增加“补编”一册，共计2148页。③罗家伦：《七十年来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1964年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计171页。④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1993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计324页。 此外，李云汉在上述文章中没有提到的、在大陆出版的主要专著还有以下7种，它们是：①李友仁、郭传玺主编：《中国国民党简史》，1988年，北京档案出版社出版，计404页。②萧效钦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989年，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计364页。③宋春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990年，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计669页。④苗建寅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990年，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计707页。⑤彦奇、张同新主编：《中国国民党史纲》，199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计794页。⑥刘健清、王家典、徐梁伯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992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计788页。⑦马尚斌等著：《中国国民党史纲》，1992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计516页。 以上列举的11本专著，详古略今现象极为明显。 不少专论性著述内容丰富、见解深刻，对研究中国国民党史极有贡献，但它们毕竟不是全面、系统意义上的中国国民党史著作。 海外学者主要从事国民党人的传记、国民党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题性研究。据李云汉统计，用外文撰写的孙中山传记在50种以上，蒋介石传记亦在30种以上。此外对黄兴、汪精卫、宋教仁、戴季陶、冯玉祥、廖仲恺、胡汉民等人亦有多种研究成果发表。（注：见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与评论》，第84-85页。）近年来，亦有蒋经国传记问世。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一部全面系统的《中国国民党史》的外文著作问世。 （二） 阅读已经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以及众多的有关国民党的著作与论文，我们有两点突出的印象。 第一，受到政治需要以及主观感情的支配较多，严肃的学术性著作较少。 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张其昀的《党史概要》、罗家伦的《七十年来之中国民党与中国》都属于官书性质，为中国国民党政治服务殆无疑义。 台湾海峡两岸的学者，在论著中往往流露了“孙中山情结”。以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一事为例。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到了日本，总结失败的教训认为，这一切都是由国民党没有统一号令，党员不服从党魁统一指挥。“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此，对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他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党员要“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第二，党人入党时不仅要宣誓，而且要在誓词上签名、“捺手印”，表示誓不反悔。当时黄兴、谭人凤等人对“附从孙中山”一词有不同看法，又认为签名后还要捺手印，近乎侮辱，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已出版的国民党史著作对孙中山的这些措施都予以肯定，或予以同情的理解，认为“孙中山重新树起了一面革命的大旗，成为凝聚一部分革命力量的中心”；“他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为发动第三次革命东奔西走，一片苦心，逐渐为大家所理解”。对“附从孙先生”、“捺手印”两点实际上是肯定的。唐德刚在1999年版的《晚清七十年》一书中对此事有一段评论，他说：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山再度逃亡日本。是年9月27日，孙氏乃用强制办法，把那个原为三权相制的国民党，改组成一个由他个人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这是一个革命政党的性质上的转变——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国民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清党’（1927年的‘清党’实在是第二次）。被清除出党的（或不愿加入的）都是一些誉满中国的同盟会、国民党时期的革命元勋，如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人。自此以后，……就变成了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专制的革命政党了。虽然它的政策上明文规定着，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权之后，老百姓们在它的训政之下受训，受训及格，被认为可以行使‘政权’了，它便会主动地还政于民，实行宪政。 其实正如卢梭所说的，一个人如使用没有节制的权力，这权力是没有不被滥用的。所以纵是民主睿智的现代哲人孙中山亦在所不免。辛亥以前孙氏只是一个以‘同盟’精神和形式组成的革命政党的‘总理’，他是不能滥用其权的。1907年3月中山在日被逐出境，他只因私下收了日本政府赠送的区区5000元，已被党内同志攻击得体无完肤，同盟会几乎为之瓦解。等到1913年之后，国民党被改组，一些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元勋被清除出党，中山变成‘中华革命党’党魁之后，情形便不一样了。中山为着‘党’的前途，甚或个人的权力，他的政治行为就逐渐脱轨。”（注：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555-5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