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文学滥觞于20世纪上半叶。它在中国国境之外的第一个文学实体出现于南洋 地区，即今天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主的东南亚地区。滥觞时期的南洋华文文学既是中 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国境之外最早的文学分支与文学流脉，又开始具备自己独特的人文 品格和文学特点；既吸收继承了其母体的文学与文化传统，又及时积极地学习借鉴了西 方文学的文学经验与人文观念，并在这一双向学习互动的过程中，孕育形成了自己新的 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 一 1919年8月16日《益群报》(马来西亚)“新小说会”的创刊和1919年10月1日《新国民 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新加坡)的同时创刊，被认为是南洋华文新文学诞生的 两个重要标志性事件。前者被认为是白话新小说在南洋地区诞生的标志(注：李志：《 南洋白话新小说的先驱——论<益群报>的“新小说会”及其作品》，[新加坡]《中教学 报》1998年第24期。)，后者则被认为是华文新文学运动在南洋地区正式发起的标志(注 ：杨松年：《战前新马华文文学论略》，新加坡益新印务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50— 53页。)。其实，今天我们从全球海外华文文学运动发生发展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它 们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正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标志。 诞生之初的海外华文新文学运动，如同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在中国国内的遭遇一样 ，立即面临着两个方面的生死搏斗。其一是旧文学阵营在理论方面——包括文化传统、 伦理道德、文学观念等方面的挑战与扼杀，其二是旧文学阵营在创作方面——包括作品 数量与质量、艺术表现与审美效果、读者队伍与发表阵地等方面的挤压、包围和争夺。 众所周知，在中国国内，伴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而展开的一场激烈的文白之争 ，最终以白话文的胜利、文言文的落败而告终。以白话文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阵营，从 此占据了文坛盟主的地位。虽然其后仍有多次反复，但文坛大局已定，复辟势力最终未 能得逞。 而当时在南洋，情况却远不是如此，也远为复杂得多。虽然南洋地区是当时中国移民 在海外集中聚居的主要地区之一，对同属于英殖民地的南洋、香港，包括当时上海等地 的英租界，在接受中国移民方面给予特别的方便和支持，以求南洋地区尽早得以开发和 发展，但南洋毕竟已是中国国境之外的华语区域。一方面，固然没有了类似当时中国国 内封建军阀政权那样严酷、封闭的统治，殖民当局对于英语之外的华文新旧文学之间的 冲突很少关心和注意。另一方面，由于远离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中心地带，亦缺少这方面 的精英和骨干力量，像鲁迅、胡适、陈独秀、周作人、刘半农等人那样坚定决绝地反对 文言文的态度，绝不妥协地反对旧文学的立场和积极大胆的白话文的创作实践，在南洋 地区也几乎从未有过。这种迥异于中国内地的社会人文环境和文化文学氛围，不但使第 一次走出中国国门的华文新文学在其滥觞过程中遇到了许多不同于中国国内的新问题新 挑战，而且也使它从诞生之初开始，就逐渐产生了一些不同于其母体的特征与倾向。 首先，如上所述，由于早期南洋地区华文文学发展环境相对比较宽松，殖民当局的管 治，主要是针对政治及社会情势，对于文学，尤其是英语以外的文学，较少干涉；虽然 当地华文文学界的作者乃至读者大多来自中国，但既无中国国内那样激烈地反对旧文学 、提倡新文学的阵营，又无中国国内那样顽固地反对新文学的复辟势力。因此，在早期 南洋华文新文学的萌发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始终是一场比较宽容的文学运动。像“文白 之争”这样在中国国内引得双方大动干戈的“语言革命”，也可以以一种静悄悄的马拉 松式的竞争方式在南洋地区逐渐完成。(注：李志：《国境之外的五四新文学“革命” ——论南洋地区华文文学中的“文白之争”》，《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6期。)这 种平和而非冲动、中庸而非过激的文化气氛，在后来的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地华文新 文学运动的萌发过程中也一再出现。从美学范畴来看，它使得世界各地区的海外华文文 学大多具有比较宽容、兼收并蓄的审美观念，比之于国内的五四新文学更多包容性，因 而也更具广泛性，成为更多的不同层面、不同阶层、不同成分的中国文化与思想的载体 。 其次，由于是在国外华人聚居地区提倡华文新文学，其自身的边缘化性质与特点，势 必会使提倡者们的心态受到影响——至少，华文文学已不像中国国内那样，处于社会和 人文环境的中心位置，而只是当时南洋地区多元文化与文学中的一元。值得庆幸的是， 南洋地区的华文新文学提倡者们，并未受到这种文学与文化边缘化的不利影响，反而很 好地利用了其有利的一面，在当时那种相对平和的文化气氛中，大量翻译介绍了许多近 在身边的其他文学(主要是英语文学、西方文学)的作品、理论等，非常及时、非常迅速 地吸纳了许多对提倡和发展华文新文学有益的多元文化与文学的营养。 20世纪初叶的南洋地区，是一个缺少文化与文学的地方。在那样一个外人看来近乎“ 蛮荒之地”的多民族地区，对于提倡华文新文学的各家报刊来说，一方面，他们没有、 也不可能像当时中国国内那样进行充分的、彻底的理论方面的宣传和探讨，另一方面， 对他们来说，迫在眉睫的、每天必须应对的问题，是报刊的销量和市场。如果没有读者 爱看他们的报纸，那么不要说华文新文学，就连他们自己借以维生的饭碗也将消失。“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因为如此，重视创作，与旧华文文学争夺读者、争夺市场， 成为他们的第一要务。在对待西方文学方面，也极为突出地凸现出他们的这种极富功利 性的原则。即：在当时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译作中，90%以上是作品而非理论性文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