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4)04-0102-06 赵树理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同时又是一位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和创作特色的作家。本文根据他的小说文本与其创作时代的不同关系，将其小说创作大 致分为两个时段：一是1940年代到1950年代的小说创作，这一时期他的小说主要是为农 民代言并在客观上和当时的时代精神相同构；二是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的小说创作 ，这一时期他在小说中直言对农民生活的观察，同当时的时代意义显现出一定的疏离与 抵牾。通观赵树理全部小说创作，我发现时代选择对赵树理的创作形成决定性的影响。 时代选择了赵树理，但同时，赵树理作为一个为农民代言的作家在时代潮头中拥有自觉 而坚定的创作立场，二者之间的双向互渗关系在小说的叙事策略上可见端倪。由此，分 析赵树理小说创作中不同时代的不同叙事，对我们重新认识赵树理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也可以为解读十七年(1949—1976)文学提供一些启示。这里所谓的“叙事策略”，只是 借用叙事学上的概念，在本文中具体指作家在创作上从文本自身到对外部生活诉求的用 心深广的考虑与表达，而不仅仅是文本内部可操作的纯技巧问题。 一、代言与同构 赵树理生活在一个民间艺术盛行的偏僻乡村，民间艺术对他影响至深，但同时作为一 个受过新文化培养和熏陶的作家，新文学的影响已内化在他的学理之中，经过长期的生 活历炼之后，他做出了自己的艺术选择：做一个“文摊”文学家。他要为处在生活最下 层的农民代言，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农民的生存境遇，以农民的心态和农民熟悉的民 间文艺形式去反映他们的生活场景与内心诉求。说到代言，只是就作家的创作立场而言 的，这是一种彻底的农民立场，是赵树理自己的选择，也是他一生的追求。关于这一点 ，在赵树理成名之时，周扬就不甚明确但却敏感地捕捉到了，他说：“赵树理，他是一 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家，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 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1]在成名作《小二 黑结婚》发表之前，赵树理就创作过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但社会阅读效果平平。 1940年代抗战时期他投身于解放区工作，这种自觉的艺术追求和艺术实践终于产生了有 力的影响。 1940年代中期的中国处于全民抗战阶段。这场战争，使普通的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但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反抗力量，由此农民成为这个时代的历史变革者。这样，他们 的精神要求也成为这个时代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而这对于解放区的新意识形态而言， 更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表现在文艺上，就是一个文艺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1942 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终从政治立场和态度问题的意义上， 做出了一个结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采用民族化、大众化的形式。在此，赵树理 的“文摊”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可以这样说：时代需要他在文艺上为人民代言，赵树 理的文学理想又正好暗合了当时意识形态的文艺需求。他小说的大众化风格、民间形式 的运用使时代垂青于他，但在表现时代内容上二者从一开始就存在理解上的差异。赵树 理恰好与时代同构但并不吻合。这一点，《小二黑结婚》的发表即是明证。赵树理说， 他发表《小二黑结婚》时并未接触到《讲话》，并且它的封面特别地标明为“通俗故事 ”。用传统形式叙事，讲一个农民能受到教育的故事，是他早已做出的选择，而不是受 解放区意识形态的引领。其实，从《小二黑结婚》发表后，对赵树理的评价的分歧，也 能说明这一点。从当时的新意识形态要求来看，赵树理的作品并没有达到“革命文艺” 要求描写阶级对立这一时代性主题，但赵树理的创作“却正暗合了‘革命文艺’的‘民 族形式’的要求，因此，周扬和陈荒煤等人对他的阶级分析观点和方法上的缺陷作了一 番模糊和抹平的处理后，赵树理就被指认为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方向’，大众化的典范 。”[2](P58) 从1943年发表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到1954年，这一期间赵树理创作了一系列“问题 小说”。建国前后赵树理做的都是文化宣传工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完全遵守党的 意识形态对文艺的要求；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自觉而坚定的农民立场，他对农民实际利 益的守护又使他时刻观察农民在新政权下是否真正享有了新生活。因此他提倡“问题小 说”，他要把在实际的农村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写进小说并解决这些问题。他真诚地相信 党的农村政策与他的立场一致并且已经“批准”了他的这种写法。但要把生活中发现的 问题写进小说，必然有个转化的问题，也就是在叙事上必须有一些选择。阅读这一时期 的小说，我们发现这些小说表现在文本的整体面貌上就是鲜明的时代感、政治倾向性与 农民的功利性的并存，表现在叙事结构上就是这样一个模式：苦尽甘来。赵树理提倡“ 问题小说”，目的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这就使文本的重心不在人物的刻画上而使文本的 重心必然地放在问题的解决上。所以文本对结尾的处理绝大部分是由“区长、村长”们 “支持着搞了个大团圆的结局”，这些大团圆的结局一方面照顾了农民群众的审美接受 趣味和他对农民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更顺应了当时意识形态的需要，也和他的宣传工 作相符。可以说，这种结尾方式在当时是再合适不过了。但同时他在小说中总是铺展问 题，表现农民封建落后的心态，如三仙姑、二诸葛、老秦等；表现农村社会结构本身的 复杂性及农村政策执行者由于缺乏经验而造成农民实际利益受损的实情，如《李有才板 话》；表现农民的错误观念，如《地板》等。这是他提倡“问题小说”的核心，也是他 叙事的重心所在，也是他执着于“事”而“轻”乎于人的叙事手法的体现。他笔下只有 农民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而不是去做抽象化、典型化的处理，以达到革命文艺的要求。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在与当时的意识形态相对抗，他只是以一个农民知识分子的良心在 写出“问题”，他更认为他和时代是一致的，他的叙事选择也是为了这种一致，但在文 本的字里行间涌动的却是他自己理解中的革命文艺。 具体到这一时期的单篇叙事，赵树理要让“老百姓喜欢看”，他认为农民喜欢的是古 代传统小说的审美趣味，所以他突出故事性；为了他的“政治上起作用”，其故事背后 的内涵往往突出当时的意识形态性。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他的小说创作大模式几乎没有 变动，但在具体文本的建构上，并非千篇一律，还是有变化的[3]。不过他执著于传统 小说的叙事方式，对文体的追求不是很自觉，他的变化就只是局部的式样翻新。这一时 期他小说的艺术魅力主要体现在叙事语言上。对农村口语的精炼提纯使他的小说真正体 现了大众化的艺术追求。在这里我们注意一下赵树理小说叙事中的一个突出语汇：绰号 。人物绰号，这在农村生活中相当普遍，它既能表现农民式的智慧，又是农民式的话语 结晶。而尤其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一个绰号的内涵，往往就是一段历史，如三仙姑；一 个故事，如小飞蛾等。绰号的使用，犹如粘贴剂，吸引住了群众的眼球和耳朵，也牢固 地粘贴了他的叙事风格。当然，不是只有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才出现人物绰号，在赵树理 的小说中，“绰号”是标识，是催化剂，甚至是核心情节，是桥梁，它沟通于文本内外 。这是叙事技巧，但我认为它更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种特殊叙事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