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4)05-0070-04 一、政治理性与审美意识能否和谐共生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家们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性精神指引下，将文学的发展 方向与政党的政治斗争方向紧密结合起来，选择激进的政治意识作为文学创造的核心理 念，形成了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观以及文学的党派性等文学的存在方式。这种对文学功能 的激进择取，挤压了文学的审美创造空间，弱化了文学创造的自律意识，使左翼文学创 作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政治意识的传声筒。 政治与艺术双重旋律的交织，是公认的中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一个典型特征。强烈 的政治关怀意识，使知识分子们走出“五四”以个性解放为本位的狭窄天地，将目光和 激情转向广阔而剧烈的社会变动、转向民生疾苦、转向阶级斗争，用文学创作和文学行 为来思考社会和人生。这使文学创作的题材得到空前规模的开拓，表现角度得到深度开 掘，叙事视野、叙事手段、作品结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具有了尖端性和前卫性的时 代特点。一大批优秀左翼作家，从各自的现实体验和感受出发，在政治激情的引导下， 特别是在新的文学题材和新的文学品种试验与开拓上，引领文坛之风骚。但政治意识对 文学创作是一面双刃剑，反抗政治、文化专制主义的政治理性要求，使左翼作家们在最 大程度上实践了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战斗功能，可是急切的政治诉求往往抑制文学自身内 部的美学建构，淡化作品审美意蕴的营造。这使大多数左翼作品至今依然受到诟病。 文学观念不等同于具体的文学作品。作品不是单纯的理念的表达，而是人的直觉、情 感、意志和理性诉求等精神活动的全面艺术化展现；粗俗浅陋的作品不但毫无艺术性可 言，甚至也不足以深入全面地表达政治理念；而有品位的作品不但具有丰富的艺术想象 空间，而且可以借此使政治理念更富于生命力和感染力。詹明信就强调：“我历来主张 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绝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 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人们说 在布莱希特的作品里，无论何处，要是你一开始碰到的是政治，那么在结尾你所面对的 一定是审美；而如果你一开始看到的是审美，那么你后面遇到的一定是政治。我想这种 分析的韵律更令人满意。”[1](P7)我们知道，文学与政治本来分属于人类不同的精神 层面，二者没有必然的逻辑从属关系，文学与政治发生关系，主要在于创造主体的自我 意识和自我选择。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学从属于政治或者文学应当排斥政治，而在 于如何将政治理念与审美意识高度融合在作品中，用作品所创造的艺术想象世界去展现 政治理念。岂止是布莱希特的戏剧作品，古今中外有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具有高 超的艺术审美性，而且还洋溢着浓烈的、充满现实关怀的政治意识，达到艺术与政治的 较为完美的融合。 左翼文学重新受到人们的深切关注，除了文学与政治不解之结之外，还在于它创造了 不少既具有深沉的艺术底蕴又具有浓烈的政治激情的作品。叶紫就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 。鲁迅曾经评价叶紫说：“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 一世纪的经历，在辗转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但我们却有 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 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2](P220)作为一个30年代在上海从事左翼革 命文艺运动的革命作家，叶紫的小说多取材于故乡湖南洞庭湖畔的农村生活，以生动的 笔触和曲折的故事，描绘农民的苦难与抗争，总是回荡着呼唤农民革命的呐喊，具有鲜 明的政治革命意识。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叶紫的小说既非口号式也非概念化，而是以浓 郁悲愤的艺术氛围来展现政治革命的主题，在艺术创造上非但没有被左翼批评的“普洛 克鲁思德斯之床”拉长或锯短，其艺术魅力反而因为深沉的政治革命意识而倍增，政治 理念和革命吁求也借助于艺术的想象空间而变得合情合理，实现了文学的战斗的社会功 能，既展现了左翼文学作家运用文学手段追求政治理想的理性要求，也表明了左翼文学 在艺术创造上具有达到精湛高度的广阔空间。叶紫的中篇小说《星》就是一篇富有包孕 性、政治理性精神与艺术审美意识高度融合的杰作。 二、革命引导下人性觉醒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角色的选择 个性解放与人性觉醒是“五四”时代的文学主题。“五四”之后思想启蒙的时代主题 让位于政治救亡的呐喊，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必须看到，“五四” 时代的个性解放和人性觉醒更多是属于知识者内心世界挣脱束缚的精神需要，而中国最 广大的社会实体——农民很少真正走入这个知识者创造的文艺世界。然而在左翼十年间 情况完全不同了。尽管个性解放与人性觉醒成为从属于政治解放主题的次级主题，但是 却不再像“五四”时代那样空泛和轻飘，而是和人间底层人民真实的生存状况、社会地 位以及悲惨的命运连接起来，农民真正成为文学的反映主体，个性觉醒和人性解放获得 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和实践路向，启蒙真正落到了实处，虚弱的思想想象化为具体的坚定 的政治实践，个性解放与人性觉醒也获得了血肉丰满的表现对象，和大多数的地之子们 的灵魂与命运休戚相关，共同塑造了更为深沉和广阔的艺术创造空间。 叶紫的中篇小说《星》，就是一篇在政治理性精神和革命原则烛照下，书写个性解放 、人性觉醒的时代新篇章。准确地说，对于《星》的中心人物梅春姐来说，个性解放与 人性觉醒应该是女性的反抗与觉醒。仅就小说建构的艺术空间来看，并没有明显的女权 主义精神迹象，在政治意识的强光辉映下，性别特征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反而更近似于 具有普遍特征的个性解放与人性觉醒的内涵和本质。当然，小说对这一主题的表现是借 助于女性命运展开的。描写对象选择弱势群体中的弱势个体，更能激发读者的同情和悲 悯。
